值得肯定的尝试与努力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早在1982年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1990年已几度修订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但以往各版《战史》，与国外军方战史的写法近似，基本上以志愿军五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而辅之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战争史》一反过去的写法，全书150多万字，只有不足50万字讲述具体作战经过。也就是说，虽然书名较过去几乎只有一字之改，即从“战史”变为“战争史”，其编写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战争史》增写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二、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各种因应与准备；三、中国出兵决策过程；四、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五、外交斗争；六、停战谈判经过；七、中国反细菌战与反登陆作战的情况；八、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前线的支持；九、落实停战协定；十、中国撤军问题，等。
写战争史，是否有必要把主要内容放在战争背景、外交斗争以及后方支持等方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凡了解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问题上进展情况的学者都清楚，有关朝鲜战争各方作战史的研究，由于各自的战场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对话困难，许多年来并没有多少新的讨论。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深入与展开，主要是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原因与背景、中国出兵决策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有关各国外交运用的检讨，和促成停战的原因等问题上。《战争史》适应这一形势，用相当篇幅来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肯定。
关于战争爆发问题，《战争史》基本上秉持以往的观点，但对三八线的由来、美苏两国军队占领期间的对立政策，以及南北政府在美苏军队相继撤出后为谋求统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使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笔墨。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只强调一方“坚持‘武力统一’”，另一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如今的写法，显然比以往《战史》的写法更容易让读者了解内中的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战争史》还第一次利用了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在浓墨重彩地说明南方政府战争挑衅的同时，也具体地提到了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情况。 增加了这部分的说明，无疑将有助于解开许多读者过去长久不解的一个疑团，即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
有关朝鲜政府求援前中共中央“未雨绸缪”，预先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的情况，《战争史》的说明应该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中最为具体而详尽的。它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方推进，整个军事进攻相当顺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会那样忧心忡忡，并不惜迅速开始向鸭绿江边集中十几个师的庞大兵力，以备不测。 据《战争史》说明，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刚一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周恩来就明确向苏联人提出，中国将在东北集结9个师的兵力，万一北朝鲜军队被美军打败，三八线不守，中国就将派遣部队入朝协助抵抗美军。在7月7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组建东北边防军，就连将来使用志愿军的名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书中关于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谈话内容和8月中旬聂荣臻报告内容的引述，更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的主要忧虑，确实是担心北朝鲜军队没有大战经验，无法与兵力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长时间抗衡，必须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否则朝鲜战局难免生变。
作为军方的研究成果，《战争史》根据军方掌握的详尽档案资料，对部队准备期间政治动员、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说明，不少内容引人注目。像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有些人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特别是对部队装备及其后勤保障情况的详细说明，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有关出兵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说明，是《战争史》一书最具争议也是颇具特色之处。根据以往的说法，金日成所派外务相朴宪永携带求援信于1950年10月1日赶到北京，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 而《战争史》却提出，金日成派来的特使不是外务相朴宪永，而是内务相朴一禹；到达时间也不是10月1日，而是10月3日。因此，书中否认政治局10月2日曾经开会，指出开会时间是在10月4日和5日。特别是在关于由谁挂师的问题上，《战争史》也一改过去关于“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 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一个林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
《战争史》中另一处表现作者开始力求实事求是的文字，是对志愿军作战目标问题的讨论。书中相当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最初入朝时原本十分谨慎，再三强调避开美英军队，专打南朝鲜军，以“停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为目标，并且不排除“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第一次战役部队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的想法已有所变化，开始相信志愿军虽然装备十分落后，但仍可对美军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甚至设想一次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因而提出了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设想，力争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待第二次战役胜利，毛泽东和志愿军总部则均力主必须打过三八线。到第三次战役成功，部队占领汉城，逼近三七线之后，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又有了进一步变化。“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的要求。”毛泽东甚至告诉斯大林说：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总之，现在志愿军的一切准备，就是争取尽快把敌人赶下海去，“解放全朝鲜”。《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认为，这种估计和方针是脱离实际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言外之意，中共中央虽然也再三强调战争的艰苦性，当时的想法还是太过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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