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连续7年来始终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这一公开挑战曾经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内国际各种民主势力的响应和支持，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战后内战的由来，与此自然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共对联合政府问题上态度的变动中，我们不难了解其与国民党斗争的坚持不懈和政治目标水涨船高的情形。
“联合政府”口号的由来
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合作是建立在中共公开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
关于中共事实上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种种表示，自两党合作开始以来，在许多政治文件中都有所记载。如1937年国共商谈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四项保证”，表示它所领导的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而后，中共中央虽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但它明确承认在实力原则下，共产党目前的“政治领导”地位还只限于“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它只能“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来实现它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走到“实力领导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它这时多次指示其谈判代表：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或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
又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也提出过国共两党关系应当向着“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向努力，但它仍再三表示“拥
护”依然是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并很快就提出：“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肯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
又如，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尽管在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上已经根本破裂，毛泽东已经开始决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争取以蒋为统帅”，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直至1944年春，毛泽东仍旧公开宣称：“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述中共对自身地位以及对国民党态度的措辞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渐变的痕迹。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实力对比的改变。毛泽东是重视“实力原则”的。早在1936年1月，当得知张学良有可能领导人数众多的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合作时，他就曾依据实力原则力主由张学良来担任未来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 1937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1/20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1938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20余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1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1940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50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共这时明确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等项政治要求 ；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前此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鸿图的强烈冲动。虽然，考虑到国民党的军力仍四五倍于自己，再加上还有强大的日伪军需要抵抗，中共最终仍旧不能不表示：“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但仅仅承认蒋个人的领袖作用，而不再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前此的一党专政已经在根本上予以否定。由此可知，从1937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1944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向国民党要求合理分配政权，却是1944年春夏以来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
到1944年上半年为止，中共军事力量仍在50万左右，而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这时比它的4倍还多。而且，1943年底，蒋介石刚刚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出席了开罗会议，取得了“大国领袖”的资格，政治上风头正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根据苏联党的要求，接连来电劝告毛泽东注意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不仅没有设想过刺激国民党的问题，而且估计今年“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决定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之门，并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 所以，在1944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不仅明确提出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而且对于大后方掀起的宪政运动，积极参加，要求开放党禁，重选国大，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毫无涉及。
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源于当时意外出现的两大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河南战役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它开始于1944年4月中旬，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一战区40万军队中许多部队竟不战自溃，以致损失人数达20万人以上，郑州、洛阳等38座市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这一仗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和士气的低落，而且也是国民党军事上和政治上种种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河南战役开始之际，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刚刚从延安出发。当时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还着重于缓和两党关系，因此所提条件政治上不外要求承认中共党、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军事上则只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并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到五军十六师，最低限度则为四军十二师。正因为如此，林伯渠等5月2日到达西安，还在西安停留期间，就同前来摸底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达成了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 而书面意见中突出强调的只是：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及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军人家属，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
恰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达成书面妥协意见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消息陆续传来，延安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内部或者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或者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已经大部分失去战斗力，国统区因此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中共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机会。毛泽东据此迅速指示林伯渠等改变谈判策略。他明确说：目前情况“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随后，中共中央于5月中旬重新提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二十条，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敌后政权，停止一切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特务活动，释放一切被捕的中共人员，甚至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助中国之各种武器、弹药、药品和金钱等。 中共中央并且开始公开宣传，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84%以上，而它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64%。“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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