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无能，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在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各种条件和方案中，仍未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不过，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得十分明确了。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6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
要求实行民主，与要求解除党禁一样，其矛头无疑是针对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自宪政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国民党之外各党派谋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形式的主要话题。但宪政的实施毕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实施宪政必须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坚持要以国民党战前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来作为实施宪政的工具。承认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不仅战争结束前没有可能，就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恐怕也很少可能。因此，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在这时具有关键意义。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正好适合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据此，7月4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声言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 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开始考虑联合政府的提议，当时他们对提出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就此一设想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明确的说法。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党的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故仍多方征询意见。 直到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虽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明确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但是在谈话中仍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是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是，这样一种方针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过右达不到目的，过左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民主党派的同情。根据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守，因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不能不十分慎重。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这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这一主张最后只好放弃了。 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 很明显，只是在9月1日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最终确定了要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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