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周恩来根据9月1日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的给重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的电报，通知后者应当以联合政府作为中共当前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林伯渠9月15日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就需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
就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了美国大使高思，委婉地拒绝了高思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并含蓄地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设想改组中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试图改变政府结构是错误的，他将来会考虑让少数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 不难想象，蒋介石这时对来自美国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深感恼火，但这时他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正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四面出击，因此他在公开场合还不能不对此轻描淡写，有意置之不理，甚至表示对林参政员的态度“甚为佩慰”。
蒋介石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而高思大使同孙科、王世杰等谈“中国应组联合政府事”的消息也为延安所知。与此同时，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著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著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著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泛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 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相呼应。
这种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的自信心。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对此颇有感慨，说：过去我们的思想常跟不上形势，估计不足，总是认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日本打河南之际，我们对国民党还是麻痹政策；直到后来提二十条、十二条，也未想到要求改组政府。现在看来确实时机成熟了，谁都看得出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态度再强硬，坚持不妥协，结果也是拖的局面，不致有太大的危险。 但是，当有人提出应当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争取发展成第二个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却颇多犹豫，毕竟这里存在着一个革命和改良的重大区别。他明确讲：“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同样，对国民党，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非联合不可。他特别告诫全党：“国民党既然这样坏，为什么还要他?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其次，“外国人还要他”。第三，也“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它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同时，目前“群众还未觉悟”，也还承认他们，我们“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就‘打倒’他们”，“要照顾群众”。因此，马上提出革命的口号则不免有脱离群众、自我孤立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认为：还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好，虽然它还不是一个革命口号，但它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改良口号，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良口号，是等候群众觉悟、发展自己力量，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
肯定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不等于中共中央相信他们真的能够迫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同意改组政府。毛泽东、周恩来这时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存在着国民党同意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蒋介石充其量只会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到国民党的政府里面作官，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干脆象英美两国抛弃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政府转而援助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撇开国民党，直接与延安打交道。 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这时突然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竟然使联合政府的实现真的一度产生了希望。
赫尔利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基本目的其实是军事上的，是想要促使国共两党军队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在统一指挥下全力对付日本人，从而挽救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军事危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相信有必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来促成军队的国家化。为此，赫尔利从一开始就向国共双方许诺，一方面保证支持蒋介石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中共驻重庆代表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甚至租借物资的分配也“不应偏于那一党”。他最初提出的方案也明确主张，中共承认军队统一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必须同意根据民主原则组织政府，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鉴于赫尔利两次同中共代表谈话都要求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明确认为，在承认蒋存在的条件下，看来可以迫使蒋“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这样的“交易”在11月上旬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接近于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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