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主张的变化
中共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变得极端被动。蒋介石所做的关于战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许诺，也因此变得一钱不值，社会上几乎人人都相信国民党应当尽快改组政府。赫尔利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显然是国民政府会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过大而濒于崩溃。相对于他曾经赞同过的政治民主和联合政府而言，蒋介石的存在以及保持中国的稳定对美国的利益更是第一位的。因此，赫尔利在刚刚取得了新任驻华大使职位之后，很快就致电美国国务卿，要求确认他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地位稳固和根本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赫尔利费尽心思地设想了一个用所谓战时内阁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的连环计。经过赫尔利的反复劝告，蒋介石终于在1945年元旦发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告，公开宣布，他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了新的三项办法，准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置具有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作为行政院决策之机关，延请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中。以此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不过在形式上指派国共及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指挥、改编及军事补给等事，以美国军官为总指挥官，直接向蒋介石负责。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让步之后，赫尔利相信他又有了与中共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他一面致电罗斯福，声称只要能够进一步确认苏联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就不难把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一面再次于1月7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与国民党代表一同前往延安重开谈判。 而在蒋介石公开表示战争结束之前准备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之后，中共中央也不能不急谋对付。毛泽东因此明确表示同意派周恩来再度前往重庆，前提是国民党应同意“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中共中央此举旨在用党派会议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大会，因为，如果让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那些国民大会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利”，结果丝毫也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
24日，周恩来再赴重庆。当天，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行政院下设置由国共及其他党派合组的直属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或曰最高国防委员会)，被周恩来当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与宋子文再向周恩来提议国民党正式决定的新的三项办法，又遭周恩来的反对。周25日公开发表声明称，此次来渝，就是来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当召开党派会议，以此来作为召开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并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甚望政府速加采纳。”
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甚至国民党内众多高层人物也在私下里对此表示赞成。2月2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让步。王世杰当晚向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照国民党所提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冠之联合政府的名义；一是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名称应加以改变，并加入无党派人士。周当场表示，不论何种名义，只要是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不受国民党干涉，有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能够改组五院和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共产党就会赞成。至于党派会议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会议名称最好不改，至多也只能改为政治会议。第二天，王世杰又带来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同意召开政治会议，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和“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前提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应为“咨询”，会议名称应改为“政治咨询会议”。 王世杰并解释说，他们同意“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其实就是同意改组政府，只是文字上不便直接表示而已。但是，国民党的这一让步远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他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并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
2月初，苏联红军迫近柏林，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苏联明显地已有可能转过身来参加对日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相信美蒋会“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因此主张周恩来在成功破坏了蒋介石关于“还政于民”的鼓惑宣传之后，就迅速找理由返回延安，不必就党派会议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周旋。在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新闻处电台广播美州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更是断定“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 鉴于此，周恩来接连会见赫尔利与蒋介石，除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和起草共同纲领外，又再度口头提出四项要求。赫尔利虽百般劝说，但不起作用。蒋介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开党派会议，声言他只能将政权交还人民，而不能交给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说什么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宣称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才有权组党等等。至此，国共谈判再度陷于僵局，周恩来乘机返回延安。想不到，蒋介石于3月1日竟进一步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因此极端反感，提出：国民党既然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他甚至一面指示各地准备成立具有独立地方政权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面亲自挥笔为新华社写文章，严厉地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振作精神，“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城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当然，报纸上的谴责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明确讲，我们今天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而非砍头政策。这叫“留有余地”，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毛泽东这时为他称之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报告，仍旧题为《论联合政府》。他明确讲，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考虑到战争临近结束，自己的军队还不足90万，美苏英等国也把蒋介石的政府视为正统，毛泽东估计这个联合政府多半还会有三种可能，即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蒋介石给我们官做；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1亿5千万以上，那时把政府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毛泽东明确主张：“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前途，“在蒋介石缩小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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