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他认为，应当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全国力量，配合盟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再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十分清楚的是，他这时所主张的未来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他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自1945年开始，中共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据2月份的统计，其军队人数已由年前的63万增加到70万以上。而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仅两个月时间，其军队人数竟猛增近20万，达到90余万人。但是，中共这时军事力量还很不集中，根据地相当分散，另外装备也十分欠缺，仅有各种步骑枪约39万枝，各种机枪9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与200多万正在陆续得到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甚多，装备上相差得更远。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必须要“武器加数量”，“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军队太分散了，根据地人口太少了，“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
除了军事上存在着不利因素之外，这个时候政治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本来，中共中央对通过美国逼迫蒋介石在政府问题上让步抱有某种期望，七大召开期间却得知赫尔利4月初一反常态地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过去有关中共作用的说法都是夸大的，美国政府将只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而不同中共合作。 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毛泽东估计“美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由于德国已经战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援助与支持，从而大大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不能不对战后国内形势开始作种种最坏的准备。据此，中共中央一面再度表示愿意就前此提议的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改革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一面下决心公开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当然，毛泽东告诫说，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仍旧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最好的结果是向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可能是经过一段曲折，先是成为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经过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7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前来延安推动国共谈判的6位参政员，再度向国民党表明愿意谈判的立场，即愿意在国民党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同意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前提下，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的政治会议。 随着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发布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度空前加剧。中共中央一面加紧做好应付内战的一切准备，一面又不能不审时度势，再度强调与国民党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它这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形势的发展颇为出人意外。毛泽东始终相信：国共反映美苏，战后中共应该可以背靠苏联来抗拒美蒋，想不到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苏共中央还专门打电报来，要求毛泽东务必要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绝对不能和国民党打起来。考虑到“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而苏美英关系复杂，都不想打仗，国共两党间全面对抗的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于8月23日正式决定提出包括要求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在内的紧急措施若干条，以便重开谈判。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通过谈判争取联合政府并无任何幻想，毛泽东一面表示，由于美国的干预，“我们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要准备相当长的时期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一面又说：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多半“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主张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作城下之盟”，即准备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准备必要时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以便换取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华北政治委员会，和取得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就此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
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至此，中共中央除在报纸上仍有过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个别宣传之外，在实际政策上已经放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周恩来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就明确告诉国民党代表：中共为了两党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已经在政治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这包括：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但是，正如毛泽东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即使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放弃对长江以南根据地的控制，国民党也还是不能允许共产党取得对华北的自治和在东北占据优势。双方谈来谈去，除了蒋介石许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国民大会，允许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因此，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明确认为，放弃要求结束党治和要求联合政府这种让步形式，是不可取的。他们一再宣称：“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
重庆谈判没有实现中国的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赴原本为共产党占优势的华北和先行进入的东北地区而愈演愈烈。为了设法阻止苏联利用中国的混乱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底再度决心介入国共冲突，并派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内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明确提议：“支持民盟主张，先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去筹备自由普选的国大”。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紧接着，杜鲁门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声明，主张中国废止一党训政，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中央乘机重提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 战后几个月间中共军事力量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使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资本。
由于有马歇尔的干预，苏联大使的劝告，国共两党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时召开了。面对美国的压力和中共的强大实力，蒋介石已不能不同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甚至，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试图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要由蒋介石提名，和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也因受到中共及民盟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超过一半，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且无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虽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议案于复议时如有3/5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才能通过。这一结果虽然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还“存在着距离”，但无疑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因此相信这是“很大胜利”，相信“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并因此正式宣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正式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为此具体拟定了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人员名单，准备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及不管部的部长人选。
政协决议的达成，国民党被迫同意改组政府，以及中共方面准备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牵制，国内国共两党力量日趋接近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共产党人了。这不仅在于蒋介石于政协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就开始反悔他所承诺的妥协，密谋推翻政协决议 ，而且也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政协军事问题决议紧接着将要开始的整军谈判抱以严重的怀疑，担心交出军队是否真能换得政治民主化?2月10日，就在蒋介石扬言不赞成政协决议的当天，重庆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在较场口对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消息传来，毛泽东迅速开始对中共是否应当走法国式道路的问题表明了怀疑的态度。他断言：“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我们不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去当部长。因为蒋介石绝不会把他的军队真正国家化，更不会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逃脱，到头来很可能被消灭。
一方面是蒋介石绝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从此拖延和阻挠政府改组工作的进行；一方面是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转眼之间就丧失了。蒋介石很快开始发动全面战争，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种结果无论在这时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只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得到它所盼望已久的种种物质条件，今非昔比。战争的结果，共产党日益强大，而国民党日益衰弱。终于，毛泽东所盼望的那种“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的前途渐渐出现了。新的“联合政府”注定要成为排除蒋介石国民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那种曾经被共产党人几乎视为必须经过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计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责任编辑：huangna)
版权、转载等相关信息请阅读本站的“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