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承认问题的反复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特别是内战爆发以来美国助蒋内战的事实和有关“美蒋”一丘之貉的宣传，使共产党人这时普遍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成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绝不幻想美国会乐于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寄予希望的也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相信美英等资本主义大国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13
在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诞生的时间越近，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毛泽东从来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因此，共产党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意见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外交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14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在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15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地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16
比较一下同是周恩来起草的11月10日和11月23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封电报有一点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在11月10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它只是笼统地提出封锁和孤立美、英、法，既没有提出区别美国和英法，也没有提出区别东北与关内。而在23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11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一度开始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1月10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９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报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更大胆。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17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这时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颇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甚至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象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24日发出的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瓦尔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18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又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开始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而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19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20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前此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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