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的腐败与顽固。美国公开承认其政策的失败，再度激起了毛泽东内心的冲动。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下五篇充满嘻笑怒骂的讽刺文章，旨在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揭露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相信可以借此以教育那些始终对美国存在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以便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就在做。先是同党内“恐美”思想做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崇美”、“亲美”思想做斗争。他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52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53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54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55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瓦尔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瓦尔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56而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１月６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政府人员。57对于这一结果，正在苏联访问，争取和苏联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的毛泽东看上去颇为满意，宣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才会如此丢脸，如此灰溜溜地离开中国，而“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这样做根本上还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即：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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