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1] 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来，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2] 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夺回沙俄在1905年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确保苏联太平洋地区港口的联系。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同来访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就中苏关系问题先后进行了九次会谈。斯大林力图切实兑现雅尔塔会议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向苏联许下的秘密诺言，而国民党政府最为关注的则是如何有效地阻止苏联在战后对中共的可能援助。虽然双方在会谈中就外蒙古、旅顺和大连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彼此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改称)、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和关于苏军进入东北后苏军指挥部同东北行政当局的关系的四项协定及两项附属议定书。条约和协定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并且落实了苏联关于立即让外蒙古独立的要求。[3] 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斯大林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4]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5]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6] 10～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等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7] 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是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失望的。[8] 结果，中共只得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对于毗连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的重要性，中共在抗战后期考虑和规划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并且作出了相应的部署。8月11日，朱德在他的第二号令中，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和李运昌所属各部立即向察哈尔、热河和东北进发。[9] 虽然中共也后来也认识到，“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是，它仍然相信，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10] 然而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中共在东北面对的是一种受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三角关系制约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的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诸多限制，有时甚至是敌视。
9月5日，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队在攻克山海关后，乘火车经锦州满怀喜悦地到达东北重镇沈阳。但在车站上，曾克林部队遭到了沈阳苏军的机关枪相迎。曾部在火车上呆了一天后，第二天经反复交涉才得以下车。[11]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转达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进入东北，已经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即东北）由中国自行解决”。[12] 11月19日，苏方强令中共军队退出各大城市。[13] 当天，中共吉林省工委和军区就撤出了长春。接着，苏军又要求中共长春市委和吉长部队等一律撤离长春市30公里之外。[14] 11月20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机关(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3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以外。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要他们来哈尔滨接收。[15] 12月，苏联又要求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从沈阳撤出。当双方发生争辩时，苏联驻沈阳卫戍司令竟然以武力胁迫中共部队从沈阳撤走。12月底，中共东北局及直属部队只得从沈阳撤出。[16]
1945年8月中下旬，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主要地也是斯大林施加压力的结果。蒋介石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两次毛泽东均予以拒绝。但是在斯大林同期追来的两封电文的压力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同意赴渝谈判。斯大林在两封电文中对毛泽东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17] 后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提到，“(俄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18]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多次前往苏联使馆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进行谈话。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一些涉及苏联的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等人在回答时要么是闪烁其词或不置可否，要么是婉转拒绝或冷言相对。例如，在9月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等人问：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苏联大使回答(实际是避而不答)：在谈话中，我曾多次强调，苏联希望看到一个政治上统一的中国，谈判应当继续下去，两党应该通过相互让步达成协议。[19] 在10月5日的谈话中周恩来等人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登陆，苏联将采取什么措施？答：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所有具体细节。周恩来问：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从苏联使馆得到哪些实际帮助？答：应当考虑到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20]
在11月25日的谈话中，苏联参赞对王若飞抱怨说：中共代表不顾中国目前的局势，近来过于频繁地试图与苏联使馆和苏联其它组织的领导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他说，这引起了严密监视共产党行动的有关机构的注意。因此他建议王若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21] 所谓“应有的结论”很快就由苏联方面作出了非常清楚的诠释：它要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1945年12月，中共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和王若飞[22] ，通过中共驻重庆代表处与苏联使馆取得联系，要求会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但大使却称病不见，他委托使馆一秘列多夫斯基代为会见。与中共代表的这次枯燥冷漠的会见是在1946年1月1日在苏联使馆进行的。当叶剑英和王若飞询问是否应当同意参加中共、国民党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之间的谈判时，苏联方面又是那种不置可否的公式化回答：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原则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它反映在不久前召开的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作出的决定里。……我们对所提的问题无法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什么建议。这应当由中共领导人自己决定。[23]
与对中共的冷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几乎在这同时所进行的密切的高层往来。1945年12月～1946年1月，在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再次明确向他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的立场。斯大林说，“（苏美英）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的所有机关，停止内战。”“苏联政府的观点已经在(1945年9月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和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里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24]
直到美苏冷战开始，斯大林基本上恪守他支持和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承诺，不与中共建立实质性的关系。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亲美反共本性，斯大林对苏联与蒋政府能否建立真正的同盟关系和能否确保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是充满疑虑的。他在同蒋经国的会谈中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和美国驻军华北等问题表示了担忧。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25] 因此，尽管斯大林一再向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支持中共，但他绝对不会抛弃中共。因为有一点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即：要防止蒋美联合对付苏联，中共肯定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所以，虽然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持冷漠消极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只是提供援助的时机和规模，要根据苏联远东战略的需要，视苏联同美国、苏联同蒋政府以及美蒋之间的关系状况而定。质言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它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的一个筹码和一张王牌，以使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温顺一点并阻止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一边倒。
事实上，主要是作为制约美蒋关系的一种手段和方法，部分原因也确实是大家都为共产党人(尽管斯大林认为中共不是真牌的共产党人，但苏军中的不少官兵却认为他们应当对中共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苏军进入东北后，主要是通过隐蔽的非正式方式向中共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援助和支持，有的是应中共的要求提供的，有的则表现为以默许和放任的形式让中共自行其是。这样，中共就在东北成功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并且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到1945年底，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都已经建立了省委或工委。同时还选举了各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县大队)。此时，中共军队由关里调往东北的十万人已扩大到近三十万人。[26] 中共在建立和扩大武装的过程中，从苏军那里得到了不少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武器。[27]
虽然苏军对东北的中共军队给予了不少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基本上不是主动提供的。就中共方面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否得到援助和得到多少援助，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要求和意愿。事实上，这种援助往往出现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譬如，当1945年夏秋美国军队在华北登陆并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时，为了抵制美国的渗入和牵制国民党政府，苏联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并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部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并答应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中旬，苏军代表鼓励中共东北局放手干，还表示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甚至还建议中共将党的中心移到东北。[28] 后来，当国民党政府在与苏联的经济合作谈判中作出让步后，苏联又转而压制中共。11月，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州的共产党”。[29] 11月中旬，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上级已决定将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以外，并不准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之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此后，苏军还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30]
总之，战后初期，在大国合作政策和保障苏联权益的远东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斯大林在政治上对中共予以压制和制约。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美国侵蚀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和阻止国民党政府向美国的一边倒，斯大林又策略性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狭窄性：时有时无，忽多忽少。所以，即便有这种援助，但从总体上讲，战后初期苏联对中共和中国革命基本上持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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