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美国对外政策；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原子弹外交；中美关系；美苏关系
[摘 要]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者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束，美苏在东亚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首脑达成了一份《关于日本的协定》。作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它规定战后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与南满铁路等。[1](p113~114)尽管有关谈判进行得极为秘密，但中国政府还是迅速掌握了该协议的基本内容，并为此展开了“邀请”美国介入未来中苏关系的外交活动。然而，主要由于对苏联恢复在中国东北特殊地位的实力和决心以及对需要苏联参战的判断，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的“邀请”，并与苏联协同行动，最终迫使中国政府派团于6月底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谈判。[2]
从6月30日到7月12日，宋子文和斯大林前后共进行了5次正式会谈。双方都严重低估了这次谈判的难度，苏联外交部事先连迎送中国代表团在内的日程只安排了5天的时间，而中方也估计会在一周内签署条约。但直至谈判进行两周后的7月12日，双方的一些重大分歧仍然无法解决，斯大林最终不得不决定暂时中止谈判而赶赴柏林参加会议，而宋子文则返回重庆就有关悬而未决的问题请示蒋介石。第一轮中苏谈判暂告结束。[3]①
尽管此前对中国的呼吁若即若离，但由于宋子文等人的持续“邀请”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中苏谈判。特别是身在莫斯科的驻苏大使哈里曼(W.AverellHarriman)，不仅对每次的谈判细节都详加汇报，而且力谏杜鲁门当局认识到苏联对中国的野心，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款进行解释，以帮助中国政府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4](p910~934)杜鲁门尽管仍然拒绝“仲裁”中苏谈判，但还是在中苏围绕“维持外蒙古现状”问题争执不下时授意哈里曼向宋子文“私下”解释：
您可以非正式地向宋确认您的理解，即就本政府而言，我们没有对与外蒙现状有关的雅尔塔决议条款进行过解释讨论。鉴于此，应当接受的书面意思就是维护外蒙古现有的司法状态。……我们对此的理解是：“现状”是中国仍然维持对外蒙古法理上的主权，而实际上并不运用这一主权。[4](p914~915)这种解释与中国的理解较为一致，且明显有利于中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子文此后的谈判立场。对美国政策而言，杜鲁门的这一指示更显示了美国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自雅尔塔会议以来一直恪守的中立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巨变则是发生在7月13日第一轮中苏谈判结束到8月7日第二轮谈判开始前的波茨坦会议期间。尽管该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德国和欧洲的战后安排，然而围绕暂时中断的中苏谈判，美国政策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质变。这场变化同时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关注中苏谈判并主张对苏强硬的美国外交官自下而上的政策建议，另一个是杜鲁门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F.Byrnes)以原子弹为契机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两个层面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对中苏政策的重大转折。
一
杜鲁门政府中最关注中苏谈判的莫过于处在观察谈判第一线的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第一轮谈判期间，他以斯大林对中国的要求超出《雅尔塔秘密协定》为由，反复提醒政府认识到苏联政策的危险，呼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
在他的建议下，国务院在7月13日提出了一份《对雅尔塔协定以及中国可以在外蒙古和满洲进行适当让步条款的美国解释》的政策备忘录，其中对于“维持外蒙古现状”做出了如下解释：“在法理上中国对外蒙古享有主权，而实际上从1911年开始就没有实施这种主权。”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国公开承认外蒙古为一独立国家的解释，备忘录认为“这种处理将不会实质性地妨碍任何美国的基本利益”，建议“根据现实情况而言，相信应当好好建议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这种实际上业已存在许久的现实，与此同时竭力利用苏联政府由此产生的善意，以获得苏联政府在承认并加强中国在内蒙古和满洲地位的切实承诺”。但在东北问题上，备忘录却表现出与对外蒙古截然不同的态度，认为苏联在所谓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实质上追求控制东北铁路干线、控制大连管理权以及在旅顺实施排他性权益之间是“毫无疑问的不一致”，是“一种最恶毒的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利益、政策和信念等各方面来讲都颇为令人失望”。
在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当中“大连国际化”以及铁路共同管理的解释方面，备忘录明确认为，“将支配性的管理权转交苏联”以及“将排他性的所有权转交苏联或赋予苏联在管理中的支配性地位”等，“都不是我们的理解”。由此，备忘录建议：“如果可能的话，或者单独地、或者与英国一起影响苏联在有关大连和铁路方面接受有利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相信我们应当做出这样的努力。”[4](p935~942)
提出这份政策建议的是与哈里曼“志同道合”的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Grew)。早在5月中旬，格鲁就牵头在国务院和军方展开了一场美国是否仍然需要支持《雅尔塔秘密协定》以及如何以此获取苏联更多政治承诺的讨论，最终虽然军方的意见未能将之推翻，但却促成霍普金斯(HarryHopkins)和哈里曼在莫斯科争取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4](p869~870，876~878)[5](p1445~1446)波茨坦会议之前，格鲁再次提醒杜鲁门苏联正在迫使中国政府平等地接受中共，断定此举与美国的利益相违背，呼吁采取有关措施。[6](p43~44)
曾经在30年代针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提出著名“不承认主义”的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L.Stimson)也同样关注着中苏谈判。就在前往波茨坦的当天，他提醒杜鲁门应设法使苏联承诺不违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强调苏联控制大连或东北其他商港贸易的图谋“与我们在东方明确而日益增长的利益相左”，对此“决不能让步”，必须保障“对任何国家在满洲贸易中的不歧视”。他还称，租借旅顺海军基地已经是“走向错误道路的一步”，坚持“在大连半岛以及满洲其他地方再也不能允许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权力或控制[的让步]”。史汀生的态度非常坚决，即使在杜鲁门告诉他已经与斯大林“敲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后，他还是坚持要求斯大林将这一承诺以书面方式加以确认。[4](p943~944)[7]
刚刚担任国务院中国事务科科长的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是另一位中苏谈判的关注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共起草了6份关于中苏谈判的备忘录，明确界定了美国传统及当前的对华政策目标：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发展。他告诫美国政府，斯大林旨在依靠军事和经济优势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与美国的传统与当前的政策相违背；认为斯大林“在雅尔塔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又在进行新的讨价还价”，呼吁“我们应当站稳立场，并帮助中国站稳立场以反对任何超越《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让步”。他还要求美国政府在满洲铁路，大连、旅顺海军基地和苏军军事安全区等问题上支持宋子文的建议，甚至成立由中、美、苏、英组成国际机构对大连进行管理监督。最后，他建议杜鲁门应当及早在波茨坦与苏方进行交涉，甚至需要时可以邀请宋子文前来参加讨论。他还指出，由美国政府参与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实际上是导致中国无力在中苏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基本原因：“美国在雅尔塔的承诺和使中国接受这些承诺的保证把美国完全置于承担责任的地位，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将这种责任转嫁给中国人。”[8](p246~248)
因此，在对苏强硬的政策建议方面，哈里曼决非杜鲁门政府中的孤独者，然而针对未果的中苏谈判，他显然是最积极的代表人物。在离开莫斯科赶赴波茨坦会议前的多次报告中，他反复提醒杜鲁门，斯大林在铁路和大连问题上的要求将会“关闭满洲对外贸易的大门”。7月18日，他又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提交了一份《涉及中国的雅尔塔协定》的备忘录，断言“
文末，哈里曼还专门草拟了一份美苏就此问题应当达成的草案：
中华民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就满洲的具体铁路运作以及对大连 国际港口的管理达成协议，作为便利西伯利亚与外部世界贸易往来的一种方式，这些谈判中的协议源于承认苏联维持西伯利亚途径满洲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不冻港大连的过境铁路交通之利益。基于既不歧视也不特惠的待遇原则，他们的惟一目的是让苏联贸易有途径满洲走向大海的不受阻碍的通行权。
苏联对中国政府在满洲的主权应给予完全的承认。就相关协议进行谈判的两国政府应对指导历史性‘门户开放’政策的机会均等原则予以完全的同意。由此，对铁路和大连自由港的具体管理和运作必须符合对所有与中国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贸易和国民的完全机会均等……此外，对铁路运作以及大连自由港管理的具体落实还应与中国有贸易条约关系国家的国民在居住、追求商业投资、文化企业以及条约所包含的其他领域等诸方面所获得的权利相一致。[4](p951~952)
几天后，哈里曼再次上书贝尔纳斯，表明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谈判中被迫作出更多让步，而“宋超出其原定方案[的让步]是与美国利益相违背的”，因此，他坚决要求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如下交涉：
一、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拒绝了斯大林要求租借大连港的动议案，坚持它应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化(参见本人18日备忘录)；
二、我们不能同意将该港口包括在苏联军事区或将之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三、如果斯大林不同意宋的方案：即大连为一自由港口，由中国管理，但为苏联的过境交通提供专门的港口商业租赁，那么我们将提出组建一个由中、苏、美以及可能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管理委员会来监督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口的运作。[4](p953~954)
哈里曼在中苏谈判间歇期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8月4日，得知宋子文将于6日抵达莫斯科展开中苏第二轮谈判的消息时，他再一次要求贝尔纳斯对他前两次备忘录所谈及的内容进行答复，并授权他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出面向苏方交涉。[4](p954)
二
哈里曼、格鲁、史汀生以及范宣德等人的持续建议得到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注意，他们决定在7月17日会议正式开始前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见中提出该问题。然而，为了防止美国的过多干涉，斯大林先发制人，主动就苏联参战以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做出表态，这使杜鲁门颇感意外与满意。在随后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表示：“我已经得到了此行的目的：斯大林在15日参战而且没有条件。他想解决中国问题，而实际上也在这样做，比我预想的形式还要好些。”史汀生也表示：“已经敲定了满洲的门户开放。”[7][9](p519)
然而，杜鲁门的上述表白只代表他此时此刻对苏联参战的部分看法，因为就在斯大林刚刚离开后，他便向心腹贝尔纳斯和李海(WilliamD.Leahy)透露了自己的担忧：中苏协定的达成大概只有通过“中国方面的极端让步”，而实际上不管是否得到这些让步，苏联都会参加对日战争。[10]
不少史学家都对杜鲁门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疑。[11](p158~165)[12](p43)实际上，部分源于对苏联先入为主的恶感，从接任总统开始，杜鲁门就一直对苏联的外交动机和目的抱有很深的疑虑，对苏联参战存有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罗斯福的既定战略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现实都需要苏联的参战，直至波茨坦会议前夕，军方对太平洋战场的官方评估都将苏联参战看成是早日取得对日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却不愿以此为苏联提供更多插手东亚的机会。1945年春，以波兰政府的组成为标志，苏联在东欧的种种举动在杜鲁门新政府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论。国务院对苏联在东亚的意图也愈感担忧，一份由东欧事务科官员起草的《苏联对中国政治对策评估》建议，“在不去阻止苏联在中国取得其合法利益的同时，为了我们自身利益，我们应当尽一切所能防止苏联成为影响中国的主导国家”[4](p863~865)。当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J.Hurley)在5月10日来电断言中国会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全部条款时，杜鲁门陷入极大的犹豫。在第二天海军部的一次会议上，他说：“该是对是否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如果中国持续衰弱，俄国的影响势必会很快进入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一旦苏联人卷入，任何‘自由中国’的幻想都将不复存在……随着克里姆林宫的一声令下，2亿~3亿的中国人都会勇往直前……”[13](p55)这段话形象地代表了他对苏联参战的矛盾心态。
这种矛盾的症结在于无法找到一个既能早日逼降日本又能避免苏联参战的两全其美之策。波茨坦会议前夕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尔多(Alam-ogordo，NewMexico)成功试爆的原子弹恰逢其时，迅即成为替代苏联参战的最佳途径。于是，以原子弹为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杜鲁门与贝尔纳斯在对苏政策方面迅速出现了比哈里曼等人更为激烈的变化，并与后者的建议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美国对中苏谈判态度的巨变。
关于原子弹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最早出现在5月份杜鲁门直接授意由国务院和军方对是否继续支持《雅尔塔秘密协定》的联合评估中。当时对曼哈顿计划有直接了解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将原子弹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但由于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严格的保密要求，他才强调当时还不是谈论这一问题的时机：
我一直试图指出存在的困难，表示现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少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条件。……但麻烦的是总统现在已经答应在7月上旬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会面，那时这些问题[有关雅尔塔远东协议和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将变得十分紧迫，因此也确有必要与苏联将它与满洲、旅顺港以及中国北方其他部分的关系敲定，当然也包括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些所有相互纠缠的问题之上，S-1①秘密将具有支配作用。但我们可能要到那个时候、那个会议后才能确定我们手中是否拥有该武器。我们认为它很快就会出来，但是在手中还没有王牌之时就在外交中押注如此之大似乎太过可怕。[7]
因此，他决定支持国务院的建议，即尽量以外交手段争取苏联在参战前对美国中国政策作出支持的承诺。最终，这次讨论的结果成为霍普金斯和哈里曼5月底6月初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交涉远东问题的指导，并相当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原子弹外交的真正运用是在试爆成功后的波茨坦会议上。7月17日得到首次汇报的杜鲁门“受到这一消息的极大鼓舞”，声称“日本佬将在俄国进来之前垮台，我确信当曼哈顿出现在他们国家上空时他们一定会这样”。[7][14](p53~54)当21日看到全面报告时，他更是“极大地为之所激励，……表示这给他一种全新的自信感”。他的这一“自信感”在当晚的会谈中表露出来，面对斯大林几天来在波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他展开了激烈的“反攻”，致使在场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到目前为止，这是总统最神气的一天”。丘吉尔也对杜鲁门当天的举止有所不解，直至第二天看到原子弹成功试爆的全面报告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杜鲁门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当时我没有理解。当他读了这份报告再来开会，他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他要俄国人听从他的指挥，一般来说，他操纵了整个会议。”[7][15](p159~169)
然而，杜鲁门的“反攻”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实际上，此时整个东欧都处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杜鲁门自然回天乏术。但拥有原子弹的杜鲁门决定在亚洲避免重蹈欧洲覆辙。23日，当史汀生与哈里曼再次对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提出过高要求、在黑海海峡要求苏联军事基地、插手意大利前殖民地以及可能借美英拒绝讨论香港托管而拒绝朝鲜半岛的共同占领等发出警告时，杜鲁门称之为斯大林的“虚张声势”，并声明美国将坚定自己的立场。最后，他要求史汀生迅速征询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的意见：打败日本是否还需要苏联的参战。史汀生注意到形成总统对苏联反应的基础显然是格罗夫(LeslieR.Grove，曼哈顿计划主管)的报告。[7]
因此，原子弹的成功试爆构成美国对苏联参战政策变化的直接动因。实际上，从波茨坦会议开始，杜鲁门以及贝尔纳斯不但对苏联参战的问题刻意回避，而且在24日得知军方认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可以不要苏联的帮助后，迅速开始了包括修正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以加速日本的早日投降、下令军方应付日本提早投降的应急准备、回避与苏联直接讨论有关占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等。[16]在中苏关系方面，他们则力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7月20日，贝尔纳斯的私人助理布朗(WalterBrown)注意到：“[贝尔纳斯]希望宋将站稳立场不屈服，那么俄国人将不能参战。他觉得日本会在俄国参战前投降，这样中国就可以得救。如果俄国参加了战争，他深知，斯大林将接管，中国定会深受其害。”[17](p267)
贝尔纳斯将中国问题与苏联参战联系起来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斯大林在与杜鲁门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苏联参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与中国达成协议；另一个是蒋介石当天发送给美国政府的电报。7月19日，蒋介石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以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的“重大牺牲”，坚持要求苏联在东北领土、主权和行政的完整、中共以及新疆叛乱三个方面给予明确支持，并在旅顺、大连和铁路问题上坚持中国的立场。[18](p636~639)当天，蒋介石将这次谈话内容向杜鲁门进行了通报。
蒋此举虽不无提醒美苏两国防止在波茨坦重演雅尔塔的目的，但更重要的却是在请求美方介入中苏谈判。电文的最后一段说到：
以上是我给斯大林元帅的信息。尽管中国政府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但是，您，总统阁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履行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最极限，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已经超出了那条底线，我们已经到了中国公众舆论所能忍受的最大程度。或许，我们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最大极限。
我相信在与斯大林元帅的会谈中，您会积极以我们所采取的不同寻常的、但合乎情理的立场说服他，使他不再坚持不可能[的要求]。希望你能采取及时的行动与支持，并期待您的回复。”[4](p948~949)②
杜鲁门显然不想再与斯大林提出中国问题而引发苏联的参战问题，但贝尔纳斯却认为可以利用中苏谈判拖住苏联的参战步伐，因此，他迅速为杜鲁门起草了一份简单而生硬的回复： 我让您履行《雅尔塔[秘密]协定》，但没有让您作出任何超过该协定的让步，如果您与斯大林元帅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正确解释有异议，我希望您将安排宋返回莫斯科继续你们达成完全谅解的努力。[4](p950)
贝尔纳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此举在于“鼓励中国人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继续谈判。我有一些这样的恐惧：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斯大林也许就会立即投入战争。……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斯大林和蒋还处于谈判之中，这也许就会拖延苏联的参战而日本或许就投降了。总统同意这一观点。”[19](p291)实际上，细心的布朗当时就探明了贝尔纳斯的用心：“杜鲁门回应了蒋介石的电报，说他不希望中国屈从于超出《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款。JFB(贝尔纳斯全名的简写)仍然在争取时间，相信原子弹之后日本会投降，那么苏联就不会在战争胜利时在现场出现并从中大大获益。”[17](p267~268)
几天后，鉴于赫尔利通报宋子文要辞去外交部长并表示不愿再赴莫斯科的消息，贝尔纳斯亲自致电宋子文，鼓励后者尽快联系有关事宜并早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3][4](p950)同一天，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JamesV.Forrestal)，后者在日记中写道：“贝尔纳斯说他最着急的就是想在俄国人进来之前将日本的事情搞定，他特别提到了大连和旅顺港。一旦[苏联人]进去了，他觉得就很不易再将他们弄出来。正是怀着这种想法，[贝尔纳斯]倾向于宋返回莫斯科以便使得这一话题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17](p414)贝尔纳斯对通过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步伐的方法的确进行了努力，直至195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菲斯(HerbertFeis)对他进行口述史采访时，他还念念不忘地重复“他曾试图鼓励宋延长谈判直至美国结束战争”[17](p268)。
正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原子弹外交，结合一大批重要外交智囊的持续政策建议，导致了美国在中苏谈判问题上的重大变化。8月5日，还在返美途中的贝尔纳斯向哈里曼发去了美国政府对待中苏谈判的最新指示，它基本重复了哈里曼的前期建议，并授权后者通知斯大林美国政府对中苏谈判的立场：
第一，我们无意收回对《雅尔塔[秘密]协定》方案的支持，我们相信宋已经履行了雅尔塔的要求，我们迫切希望大元帅不要再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让步；
第二，我们要求不能达成让中国作出更多让步并可能影响到我们利益的协议，特别是在没有与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将大连港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应当记得罗斯福总统曾拒绝了苏联要求租借大连的最初方案并坚持将之作为一个自由港进行国际化。由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利益所需，我们反对将大连港包括在苏联军事区内或将之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
第三，根据您7月28日备忘录附件的建议，我们将进一步提出在达成中苏协定的同时，必须当即完成和发表一个关于确认斯大林对在满洲遵守“门户开放”政策之口头承诺的书面协议，这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因为我们的公众舆论非常反对可能损害我们长久以来“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安排。
文末，贝尔纳斯还表示美国政府非常赞成宋子文的方案：将大连设成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自由港，但为方便苏联的过境交通而向其商业租赁港口内的部分地区。他同时指示哈里曼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宋子文和斯大林建议美国不反对设立一个由中苏美或许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大连的管理。[4](p955~956)几天后，哈里曼就此专门与斯大林进行了谈话，不但劝说对方停止进一步迫使中国作出更多让步，提出谈判双方不能签署任何违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双边协议，还要求将谈判的进程与结果及时照知美国政府。[4](p960~965)至此，美国政府不但一反一个月前拒绝介入中苏谈判的立场，不但对中国表示支持，而且还正式出面试图影响和干预中苏谈判。
三
自雅尔塔会议以来，在对待未来中苏谈判问题上，美国政府基本采取了中立态度，甚至协助苏联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次谈判。在此期间，尽管中国政府积极“邀请”美国介入中苏谈判，但最终还是难以改变美国的政策。然而，在从7月初的中苏第一轮谈判正式开始到8月初第二轮谈判开始前短短的一个月内，美国的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究其原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外因是苏联的行为。斯大林在谈判中超出《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的要求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担忧；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因是中国的外交，在谈判开始前积极鼓励和说服美国介入中苏关系的努力失败后，中国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在整个逗留莫斯科进行第一轮会谈期间，宋子文与哈里曼的会面竟然两倍于和斯大林的谈判次数，而且通常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哈里曼拿出了前一天深夜谈判的详细英文记录。这种颇费心机的外交行动，一方面使得美国政府及时地了解到苏联的种种要求，另一方面也博得了美国在对抗苏联政策选择中对中国政府的信任。
然而，政策巨变的更重要动因还是来自美国政府内部。由来已久的反共、反苏意识形态是杜鲁门当局1945年春对苏联在东欧及东亚一系列外交举动进行判断的基本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不但妨碍了将苏联视为一个战后大国及其相应安全需要的应有认识，而且大大鼓励与激发了业已存在于政府内部那股强调大国对抗与争霸的观念与政策建议。从5月份开始，美国政府内部就开始对是否继续要求苏联参战的问题发出质疑与讨论，并且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要求直接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挂钩，认为苏联的要求严重妨碍了美国的中国政策与国家利益，并试图以各种办法加以阻挠和抵制。原子弹的出现为避免苏联参战提供了可能。于是，围绕暂时中断的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政策迅速逆转。他们不但决定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而且还图谋利用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
苏联的提前参战以及中苏条约的迅速达成使得美国的目的落空，但美苏在中国的争霸与对抗就此开始。在第二轮中苏谈判进行的同时，杜鲁门曾下令美军设法提前抢占包括大连在内的黄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尽管同样无果而终，但在随后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迫使苏联早日撤军以及反对苏联经济掠夺等方面，美国的态度愈发鲜明，并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前台，鼓励、支持和协助中国政府反对和抵制苏联的图谋。就此而言，从波茨坦会议和第二轮中苏谈判开始，主要围绕中国东北问题，美国和苏联已经在东亚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振江(1968—)，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 本文系暨南大学2004年度人文社科引进人才项目《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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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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