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情报部门的评估

[摘要]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就十分关注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并对其跟踪分析，形成了一系列情报评估文件。这些情报文件信息来源相当可靠，而且较为系统的掌握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基本变化，在分析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也较为深入。但在另一方面，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情报文件也体现出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持有的一些偏见根深蒂固，从而对其判断与结论产生了负面影响。

[关键词]中国，不发达国家，贸易，经济援助，情报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与其他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南南合作的杰出典范，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此，一直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美国政府对此专门进行了一系列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以作为其相关对外经济决策的基础。随着中国近年来加大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并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很大的反响，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情报文件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要：第一，可以为研究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提供重要的参考与补充；第二，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政府在认识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从而可以为中国政府进行相关决策时提供重要的借鉴。

       就笔者所见，目前已经解密了的美国政府相关情报评估文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1]从内容上看，美国政府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情报评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就情报评估的内容来看，它们一般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分为三类：贸易，经济援助（贷款与赠款），技术援助，并将不发达国家分为以下几个地区而分别加以考察：南亚、东南亚、中东北非、黑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从情报评估重点来看，美国情报文件在50年代时特别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而在60年代主要关注中国的经济援助。第三，从情报评估的资料来源看，美国这一类情报评估主要以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各国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因此可靠性与准确性相当高。

       美国政府情报机构的相关情报搜集分析工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演变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是从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谓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因此主要负责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情报委员会（Economic Intelligence Committee，简称EIC）两大情报部门。[2]同时中情局与国务院关于中国整体局势的情报评估中也有专门章节进行论述。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在60年代初出现分裂，美国情报机构逐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这一对外经济联系，因此负责中国整体局势评估的中情局与国务院承担了重要情报搜集与评估责任，但是经济情报委员会的相关情报工作仍在继续。本文根据美国政府情报文件的变化分为1952－58、1959－62、1963－1969年三个时期，尝试揭示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这一对外活动的把握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所持有的观点与态度，对美国这些情报文件的价值与不足作出初步评价。

一

       在美国情报机构眼里，新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建立并加强经济联系始于1952年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是50年代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不发达国家发动的“经济攻势”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情报机构的这种看法除了源自其假设的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高度一致，也与当时中国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为社会主义各国之最这一现实有关。美国情报机构发现，1955年中国这一贸易总额为5.5亿美元，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贸易量总和只有9亿美元。[3]就地区而言，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两个传统贸易地区。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这两个地区的贸易总额中，1955年中国所占比重为80％，1958年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73％。[4]相对而言，50年代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的贸易联系还处在起步阶段，但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中非贸易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分别向北非与热带非洲出口的茶叶与棉纺织品，并分别从这两个地区进口磷酸盐和棉花，这一贸易在1955到1958年间迅速增长了1700万美元。[5]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从1958年开始出现大的增长，当时中国从巴西和古巴巴西了8d defintely believe his success in application will r candidats in our faculty. rojects needed.购买了大量蔗糖，并从乌拉圭购买大量羊毛。[6]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与不发达国家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配合苏联发动经济攻势以及西方国家（包括不发达国家）未能坚持对华经济封锁，而中国的一五计划加强了中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只起到了次要作用。就中国发动经济攻势而言，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为了配合苏联达到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目的，采取了积极参加各种博览会、派出各种贸易使团、与各国政府签订官方贸易合同、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援助等措施，极大的推动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贸易的发展。[7]就西方国家未能坚持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封锁而言，1956年1月5日由中情局牵头、美国政府各主要情报机构参与写作的《到1960年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与可能的行动方针》NIE 13-56文件估计，如果资本主义各国象美国一样恪守对华贸易禁运，那么中国将失去其1956年出口份额中的20％。[8]

       中国此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也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别注意。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始于1956年6月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了2200万美元赠款，用来帮助柬埔寨援建4个工厂，这笔援助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一笔经济援助。[9]到1958年底，中国的经济援助已经扩展到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印尼、也门、埃及等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贷款与赠款）总数达到1.19亿美元（见表一）。[10]

表一. 1956年到1958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援助[11]

       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规模上不大。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估计，到1958年初，中国对远东地区的经济援助只占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地区援助的15％。[12]但是美国情报部门还是相当敏锐的注意到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所具有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中国是最早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无偿赠款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无偿赠款援助在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见表一）。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苏联与东欧国家虽然已经实现工业化、并有相对较大的剩余资本与黄金储备，但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主要形式是以必须偿还本息为形式的贷款（长期低息）。而经济落后、工业化才刚刚开始、自身也十分需要资本投资的中国此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却主要是无偿赠款，中国的这一特点令美国情报机构感到十分惊奇。[13]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情报部门在资料搜集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全面的，但在分析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却有偏颇之处。例如，这一时期中国此时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贸易之所以有迅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禁运政策被突破后中国与这一地区长久以来就已存在的大规模贸易的恢复与回升。但是美国情报部门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坚持从僵硬的冷战对峙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这一贸易乃是中国参与“经济攻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样，虽然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中国在经济尚不宽裕的情况下毅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无偿赠款援助，但是仍然将中国的相关经济活动视为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渗透，强调的是中苏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一致性。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当时美国在认识中国对外关系时所具有的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冷战意识，一是从中苏同盟的大角度来对待中国，而未能充分重视中国的独立性。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这种认识十分僵硬，只是随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美国情报机构的看法才开始进行缓慢的调整。

二

       1959年到1962年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由于中国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国国内因素而言，主要是大跃进失败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制约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就国外因素来说，此时中国与印度、印尼关系的恶化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非洲反殖民运动的兴起与大批新兴国家的出现，中国与非洲各国经济联系日渐加强。不过，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虽然积极搜集追踪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的变化，但其立场与看法的变化却较为缓慢。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中国国内自1959年开始出现的经济困难对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响。经济情报委员会在1959年8月28日的一份情报指出，中国因国内出现供给困难，与东南亚这个最重要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中国国内经济困难还导致中国未能继续在1959年购买巴西与古巴的蔗糖，从而导致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在1959年出现萎缩。[14]中国虽然在扩大对非洲新独立各国的贸易方面十分积极，例如中国在1959年加大了从摩洛哥和南非联邦的进口，并在1960年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国际贸易博览会上布置了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展台并引起了广泛注意，并参加了突尼斯在1960年举行的国际贸易博览会，但是受制于非洲经济资源有限以及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中非贸易并未出现太大的增长。[15]1960年到1963年期间，美国政府情报评估文件在贸易方面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此时迅速发展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这说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在这一阶段缺乏重大进展。

       在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方面，情况较为复杂。美国情报部门认为，经济困难也对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主要是集中在1962年。1962年中国新援助承诺数额与旧援助协议的提款额比之前8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下降了大约40％与10％，分别只有1700万美元和1300万美元。[16]但到1963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新经济援助就恢复到约9000万美元的水平。[17]

       相对而言，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对中国这一经济援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一系列重大事件。1960年中印度边界冲突与印尼政府的排华运动，不仅导致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交往萎缩，更致使印尼取消了中国1959年提供的3千万美元发展贷款。[18]但中国对非洲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却在此时取得了长足进步。1959年中国两次向几内亚赠送大米，并在几内亚的阿加迪尔地区发生地震后，提供了紧急财政援助。1960年中国又在几内亚脱离法郎区之后提供了1万吨大米作为援助以缓解当地出现的严重粮食短缺。1960年中国还在稻米种植与农业管理方面向几内亚派出专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向摩洛哥提供茶叶种植技术援助。[19]中国在1960年第三季度与几内亚签订了2500万美元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协议。[20]1961年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达到了一个高峰，仅上半年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9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为到那时为止半年援助数额的最高历史记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