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在分析此时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时，美国情报机构依然坚持了之前将中苏视为一体的僵硬看法。正是遵循着这种思路，美国未能充分注意到此时中苏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分歧。例如，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在中国与印度、印尼交恶的情况下，苏联非但没有支持中国，反而努力将自己与中国区别开来，与印度和印尼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为印度的三五计划提供了两笔价值高达4亿美元的贷款，在印尼取消了中国援助之后向印尼提供了一笔2.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并不认为这是中苏同盟出现分裂的征兆，反而认为这是苏联采取灵活手段、维持社会主义集团在这两个国家影响力的表现。[22]美国情报机构也认识到中苏两国在如何如何引导第三世界发展方面存在着竞争，但认为由于中苏两国各有所长，中苏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是互补与良性的，对于社会主义集团整个“经济攻势”起到了促进作用。[23]

三

       到1963年，中苏分裂的趋势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与不可挽回，同时，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对象国迅速转向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并与苏联在对不发达国家援助这一领域展开了积极竞争。美国政府的情报机构对这些变化多多少少都有些意外，并开始全面调整其相关情报评估的立场与态度。从此时开始，美国情报机构不再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角度来分析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相反，中国自身的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强调。因此，随后对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情报评估就纳入了国务院与中情局负责的对中国整体经济局势的情报评估中。

       此时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并不是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关注的重点，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在此期间有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但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不仅比重较小，而且并不稳定。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在1964年出现了较大增长之后，[24]在1965年出现急剧下跌，之后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5]

       此时美国情报机构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从1963年开始，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有了大幅度的回升与增长，但是起伏很大。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金额从1962年的1.7千万美元急剧跃至1963、1964年的9千万与3.38亿美元之后，[26]又回落到1965年、1966年每年大约1.2亿美元的水平，[27]随后1967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又达到了3.5亿。[28]随着中国决定援助建设金额估计为3亿美元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项目，1968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29]

       1963年之后中国经济援助的重点地区也发生了变化。1963年之前，中国经济援助中的超过75％给了亚洲国家。而此后中国经济援助的主要对象转向了非洲和中东国家。[30]1964年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3.38亿美元，其中1.95亿美元是给了非洲国家，占到了约66％。[31]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估计，加上坦赞铁路项目，到1968年为止中国对黑非洲的经济援助金额高达6.65亿美元，占了中国对所有非共产党国家经济援助的将近一半。[32]同时，中国对非洲的技术援助也不断增加。1965年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派出了超过1500名技术工人与劳工，主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与建立小规模的食品加工与消费品生产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援助项目为在马里的蔗糖、稻米与茶叶种植援助计划，加纳的水稻种植种植援助计划等。[33]而到1967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人员与顾问已经达到了3千人。[34]

       虽然中国此时对亚洲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在规模上要逊于对非洲的援助，但依然十分活跃。美国情报部门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尼泊尔与缅甸三国。中国一直积极向巴基斯坦提出各种经济援助的建议；帮助尼泊尔建设了高速公路、造纸厂和水泥厂，[35]并在1966年向尼泊尔提供了2千万美元的赠款；[36]同时中国还向缅甸提供了4300万美元的贷款。[37]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发生使得中国更加关注自己的内政问题，而许多外交人员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减弱了相关方面的工作。同时，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变动——如布隆迪（1965）、加纳（1966）等国的政变——也不仅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降温，也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但是中国与坦桑尼亚、马里、几内亚、刚果（布拉扎维）等国关系稳定，彼此的经济联系仍然不断加强。[38]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中国之所以从1964年开始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与中苏分裂以及随着而来两国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竞争有关。为了回击苏联指责中国只在口头上支持不发达国家而缺乏行动，中国通过加大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从实际行上证明自己是新兴独立国家的真正朋友。同时，中国经济援助的重点之所以会转向非洲与中东，主要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定要与苏联在这些地区的扩张进行竞争。例如，中国之所以向肯尼亚、也门、坦桑尼亚大力提供经济援助，主要是因为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援助。[39]

       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规模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与优势。首先，中国援助的各种项目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运行情况良好，为受援国了实在的净收益，这令受援国十分满意。例如，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工业项目几乎全部都是劳动密集型，因此雇用了当地大量难以找到工作的非熟练工人，不仅增加当地人民的收入，而且还减轻了当地就业压力。而中国援助的农业项目则强调生产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粮食作物，特别是大米和糖，这既有效的改变了非洲国家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单一出口型农业经济，还大大减小了非洲国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同时，中国在援助建设各种项目时会派出中国自己大量的技术人员，因此避免了受援国承受技术人员短缺的压力，并保证了援助项目的顺利进行。第二，中国经济援助的条件要优于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援助。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贷款通常是无息并有10年的宽限期，并允许不发达国家再将支付时间延长10年。中国的贷款允许不发达国家用自己本国产品进行偿付，而不像西方国家援助规定的必须用硬通货币偿付。与西方与苏联通常的程序相反，中国通常资助他们援助项目的地方开支的一大部分。这些慷慨的条件对非洲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压力很小。[40]第三，中国进行技术援助时动作迅速。马里的发展部长就提到，要获得技术人员，从美国则要“一年或者根本就不可能”，从苏联则需要“六个月到一年”，而从共产党中国只需要“四十五天”。 [41]第四，中国派出的技术援助人员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与当地人民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并能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在工程完成后立刻回国，相对于西方国家与苏联技术援助人员对当地生活条件的高要求，中国援助人员的这种作风赢得了非洲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好评。[42]

       但是美国情报部门也指出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通过对比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这些情报机构指出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最大问题就是规模有限。以对黑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为例，虽然到1968年中期为止，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累计达到6.65亿美元，并且在1967年这个全年向黑非洲派出了到那时为止数量最大的大约3千名技术援助人员，[43]但是相比苏联还是差的很远。苏联仅在1964年上半年就向非洲国家提供了6.6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仅援助阿斯旺大坝项目苏联就在1964年上半年向埃及派出了2千多名技术人员。由于中国的经济与技术援助由于在总量上有限，不仅难以与苏联、美国相比，也难以在不发达国家发挥很大的经济影响。同时，中国由于自身技术水平有限，在援建的工厂、提供的设备方面相对落后，这一点成为苏联攻击中国对外援助的借口。[44]

四

       综合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政府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情报评估来看，美国情报机构观察与分析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中苏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与竞争。1964年以前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是由苏联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不发达国家发动的经济攻势的一部分。即使注意到中国的独特之处或是中苏不一致的地方，美国政府的相关情报文件也都倾向于认为中苏的这种差异也起到了互相弥补的作用，而不是彼此对立。在分析1964年之后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时，挑战苏联更加成为美国分析中国这一对外活动的重要出发点。

       美国情报机构所采取的这种分析角度实际上反映了它们对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所持有的偏见。无论强调中苏合作还是中苏竞争，美国情报机构都假定中国的动机是要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渗透以打击西方。西方有学者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中国为本国的工业化获得所必须的工业原料与外汇。[45]但美国这些情报评估即使承认中国这一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许多现象难以用僵硬的政治动机来解释，但却一直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国完全有可能出于发展本国经济需要或出于道义感而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这一论题，这深刻反映了美国情报机构所持有的强烈冷战意识。这种狭隘意识不独为美国情报机构所持有，也遍布美国政府内部，更在美国当前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明显的表现。因此，深入了解美国政府的这一特点并在现实中加以积极的应对，在中国目前加强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政策与具体实践方面，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的。

不过美国政府的情报评估也有可取之处。从资料基础来看，这些情报评估比较系统的搜集利用了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不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并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中国方面的信息，因此美国情报评估文件所披露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进行参考借鉴。[46]此外，这些情报评估一再强调，虽然中国的经济援助有着自己的特点与优势，但中国援助的效果与影响始终受制于中国本身经济实力的不足，在许多方面难以与美国、苏联相比，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相当深入与客观的。在今天，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必须要巩固与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的援助第三世界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深入。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