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国相互间发生影响。曾经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直接受到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得到过正面的帮助，也接受过负面的影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是在排除了斯大林的干扰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但苏联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仍具有榜样的意义。由于战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又把社会主义各国的命运联在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战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政局的变化这个侧面，来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对拓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视野可能会是有益的。
南斯拉夫被逐出“教门” 与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
1953年斯大林过世以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
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前苏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到原始证据。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师哲在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一节回忆说：
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1 可见，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剌激。
东欧各国最初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后来所以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大体上是由于美国从1947年执行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从经济上对东欧各国进行援助达到在政治上离间其与苏联的关系，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照抄了苏联模式。这种急剧转变的迅速实现，似乎向人们表明，只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就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
南斯拉夫的情况则稍有所不同，从1945年8月建国之初，通过对没收人民公敌和卖国贼的财产，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1946年12月颁布的私营经济国有化法令的实行，就使全部银行、批发商、交通、运输工具90%的零售商业都成了国家财产；1947年，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按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较其他东欧各国都早，也更自觉。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苏南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以及企图干涉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等原因，使苏南关系逐步恶化。1948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九国共产党组成）会议作出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诬篾南共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推行对苏联和联（布）不友好的政策”。指责南共使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也就将自己置身于情报局之外了”。决议呼吁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这样，斯大林就把南共和铁托社会主义阵营的“教门”。苏南关系公开破裂。
一年之后，1949年11月2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攻击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诬篾铁托等人“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由农村富农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帮助”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重建一个革命的、真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
在此期间，东欧各国开始了大清洗，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或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或因不赞成情报局决议，都被强加上“南斯拉夫的间谍”、从事“反对苏联的敌对性活动”等罪名，无辜地投入监狱或被处死。1948年8月，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由于同情南斯拉夫以犯有“右倾民族主义”被撤销职务，194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51年8月被捕入狱；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政府副总理特莱伊乔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5月，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科奇佐治遭到处决；9月，曾任匈牙利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的拉伊克拉斯洛及9名高级官员遭到审判，后被枪决；1952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外交部长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等人被审判处死。
对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法国、意大利“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共中央认为：“以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上，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进而指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级存在的国家，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
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处在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不可能了解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可以认为这个决议是基于对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信任而作出的。但有关决议的内容，无疑被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而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确定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实行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路线。同年十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毛泽东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编成《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出版，毛泽东应邀为该书作序，他当时对中国何以走这样一条道路明确写道，中国和欧洲“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它们的革命发展阶段也不同”（1949年10月23日，给捷克编写的“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序文）。但到1952年，就在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刻，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有更大发展，这将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这时，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工人阶级都已在力量上占居了绝对优势。根据东欧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中国也已具备了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何况，这时中国党对改造农民的个体经济已找到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开始酝酿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这年9月，斯大林发表了他一生最后一篇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阐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规律的作用、消灭城乡之间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问题的观点。这在当时无疑被全世界共产党人奉为经典。
10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团前往莫斯科祝贺。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这个举动，既有征求斯大林意见的一面；也是向他表示中国共产党绝非“铁托”。对此，斯大林表示赞赏，他对刘少奇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953年12月，经毛泽东审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基本上按照斯大林对列宁过渡时期理论（1921年前的军事共产主义而非1921年后的新经济政策）的解释作了阐述，除了对个体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改造途径有所不同外，总体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集体农庄基本上是苏联的。为从理论上加深对总路线的理解，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当然不是这时形成的，他在1941年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名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这大概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后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语）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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