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在苏联历史上，苏共中央控制着顾问计划这件事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一计划有着崇高的形象和声誉，而且需要在旅行和工资等方面增加开销。但是下面一部分将显示，当苏共中央介入到顾问人选的选择时，苏联政府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在负责将顾问送往中国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与他们保持联系。大量的报告表明，官僚主义常常遭到失败。与中央委员会打过交道以后，中国方面感到请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到中国生活和工作非常方便，摆脱了官僚主义，也能迅速对各种询问予以答复。毫无疑问，大多数苏联顾问在其所在的工作领域里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中苏联盟初期中国的宣传是可信的话，那么这就是个例子。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都说，苏联顾问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们努力回答各种疑问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过，那些被派到“秘密”或“保密”部门——如核电开发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却是不幸的。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不安。1957年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分被派到中国的人从未被告知哪些东西可以透露和哪些东西不该透露。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决计保持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
新近开放了的苏共档案的确使我们了解到曾将众多的苏联人派到中国工作的这一计划的规模。根据1954年上报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在该年第一个季度，已在中国的403个人在以下各部委和行政机关里工作：燃料工业部49人；重工业部45人；建设工业部3人；第一机械工业部22人；第二机械工业部3人；地质部9人；轻工业部6人；纺织工业部2人；农业部5人；水利部4人；木材工业部11人；铁道部18人；交通部6人；民航局(翻译)14人；国家计委8人；政法委员会1人；财政部1人；贸易部6人；全国合作总社2人；人民银行2人；卫生部17人；高教部127人；教育部13人；中共中央委员会22人；文化部3人；外交部1人；“NOA”西班牙语教师2人；体委1人。
在这403人当中，其有318个人在北京工作，43人在哈尔滨，8人在沈阳，7人在鞍山，3人在大连，4人在天津，3人在上海，9人在华南地区，8人在乌鲁木齐。从大体上看，约有45%的苏联顾问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工作；35%的人在教育部门工作；20%的人被安排在政府和党的各机构，这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奇怪的是，苏共中央档案中关于他们的记载非常之少。毕竟是苏共中央在负责这个计划。或许这方面的资料保存在其他尚未解密的私人档案中，但这方面资料的缺乏使我们难以全面地了解这一计划。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从工作部门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对去中国都做了些什么准备，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有着兄弟般友谊的两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采访了近30位原苏联顾问，并试图从中找到答案。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其中有生态学家、工程师、外交官、播音员、造船工人、学者、党的干部，据一位受访者说，他带着12岁的儿子和妻子到哈尔滨去工作，但上级不允许他带女儿，因为只允许上小学生的子女随行。
苏联女顾问人数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不过有许多夫人还是随同其丈夫一起到了中国。只有极个别夫人在中国逗留期间也工作。一位顾问的夫人在苏联驻沈阳领事馆工作，开始她是个图书管理员，后来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这位顾问解释说，他的夫人之所以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多数夫人都不是党员，因此也就不工作。他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人是否长着个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党员。”几乎所有人所说的话都表明，苏共在50年代决定派谁去中国工作的问题上负有完全责任，选择顾问的首要标准是他是不是党员。这在当时是谋取一份国外工作的主要条件。时至今日，我所采访过的顾问们都感到拥有党籍是最重要的资格。首先，他们认为党员总是可以信赖的。其次，如一位顾问所说的：“对党员的要求要比对非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另外一位顾问解释说，拥有党籍很重要，因为这在工作中给党员提供了两个渠道。这就是说，他们不仅可以与技术上的同行进行联络，而且还可以与共产党干部取得联系。
大多数顾问是在工作岗位上被调走的。如果一个人在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工作，那么，他要被传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谈话。这是个特殊的时刻，大多数有此经历的人甚至在40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此事时还记忆犹新。一位空军工程师还记得1952年9月他被传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情景。那里的人告诉他，将派他到苏联正在帮助中国重建的沈阳的一个兵工厂。他说，他们没有给他一个拒绝这份工作的机会。
一个曾在50年代在《真理报》担任局领导职务达九年之久的人说，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填写一些表格，然后政府对每个人的背景及其家庭和亲属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当一个人通过了这一关后，他才有可能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去进行谈话，然后分配工作。另外一个人记得，当时党组织通知在寻找一个有丰富经验和正确立场的人，这个人必须是个党员，最重要的是，他在国外不能有任何亲戚。他感觉受到的是最后通牒。但是既然党提出了要求，他们也就接受了。
虽然许多人都说是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才接受了在中国的工作，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过后悔。原因之一在于共产党对他们在华工作这段时间给予了补偿。有些人说他们所得到的补偿至少是其平常工资的五倍。对在华工作两年时间的补偿的费用有一部分就存放在莫斯科。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工作是件极好的事情，因为战前和战
后时期俄国的商品奇缺。他们到中国后发现有专门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克里沃祖勃说，他挣了一大笔钱，给女儿回国后的生活留下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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