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舒适的俄式房子里
尽管表面上高唱友谊加兄弟的高调，但实际上苏联和中国都不鼓励促进两国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在实际工作中的关系是真诚的。顾问们都谈到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说，他以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就是：工作就是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许多人都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工厂或工地，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厂长，或者是总工程师，都身着同样的服装：棉制服，棉帽子和棉鞋。没有人穿西装，打领带。就个人而言，大多数苏联顾问都觉得在中国工作时中苏之间是存在着友谊的。不过他们都认为这种友谊是有限的，无法变成个人之间的友谊。格拉兹林曾为一组寻找铀的地质学家担任过翻译，他说，即使在两国友谊的鼎盛时期，中国在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但实际上同时也保持着警惕。“我们都一样，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在我还是个学生的时侯，这里有一个说法，捷克人，斯拉夫人，波兰人，我们一起出去，这很正常。但是在中国，从不这样，实际上恰恰相反，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堵墙，尽管是透明的，但还是看不透……”。
人与人的交往也很有限。例如，所有的苏联专家无论在哪里都是同住同吃在一起。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从安全的角度讲更容易控制些，另外有些人认为真正的原因是限制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
有些顾问常常抱怨，如果和一个中国公民保持密切关系的话，就会引起麻烦。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中共的错误。一位顾问说：“中国人待我们很诚实，但是在那些固定的人群里总有党的干部，他们满脸微笑，但目光却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控制着一切，限制着一切。记得我对一个中国姑娘很友好，我并没干什么事，甚至都没拥抱过她，我们只是偶尔调调情，结果呢，他们(中共代表)狠狠地批评了她，把她训得直哭。”另外一位顾问回忆起“那里的一个勇敢的捷克妇女”，她很喜欢一个中国男子，而这个男人最终陷入了来自捷克和中国官员两方面的麻烦。所有的顾问都说在中国期间受到过跟踪。一个人说：“毛发布命令，即使你上厕所，卫兵也必须跟着站在旁边。”此人记得苏联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单独行动。 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他记得有一次离开房间后不久又意识到忘了点什么东西。他返回房间时看到一个人正在翻他的箱子，他假装没看见便离去了。当问道他为何要装假时，他答道：“因为我知道他在干自己的工作，我肯定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说，在我们国家，这种事也是时有发生的。”他接着说：“我们在中国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个被高墙环绕的监狱。他们不让我在未加监督的情况下到别的地方，也不许我们干任何事，就是这样。”
一个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记者回忆说，所有的苏联人都被跟踪过，甚至是公开地。中国人要他们提前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他刚到北京后不久，一个中国同志告诉他，苏联人必须每周就每个记者的情况写一封信。苏联人正在做什么，提了些什么样的问题，见了些什么人等等，都要记录在案。
一个专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记者在北京附近的一家工厂经历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他正在同厂长谈事，“话题完全局限于新闻兴趣，没有别的意思”。突然，陪同他一起到工厂来的中国同志伸手夺过他手里的笔记本，撕成碎片，大声喊道：“不许问这个问题，也不许你报道这件事。他说所有在场的苏联人都感到难堪，不知该怎么办。他们都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那个记者没再提任何问题。
并非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认为被监视是件坏事。一个曾在哈尔滨工作的人说，有人陪着绝对是需要的。陪同的“向导”给他们带路，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多数苏联人需要向导的帮助，因为他们不懂汉语。
中国变了
关于中苏决裂的原因，众说纷纭。许多当时在中国工作的俄国人都将此归咎于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会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当时他谴责了斯大林。一个曾在北京外语出版社工作、后来身居要位的苏共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和朱德坐在一起。听完赫鲁晓夫的发言后，他问朱德有何想法，他清楚，“在未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之前，朱德当然是不会发表看法的。不过他说，‘你知道，斯大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他是属于所有的共产党的。你们没有同我们商量就对他进行批评。’”
有一位顾问1956年时正在北京。他记得中国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强烈的反对。他说，当时毛的威望已经很高，好似“一个翻版，只不过是中国对苏联斯大林崇拜的翻版……”。对斯大林的谴责是公开而声势浩大的，这使得中国感到不安，原因在于他们怎么能对斯大林崇拜进行批评而同时继续树立毛的威望呢?他说，那时，“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盲目地信仰毛泽东，盲目地相信他是个神，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活生生的神。有一次在天安门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毛也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见到毛时的狂热的表现。他是个神，一个活佛，如果毛说，拣起一块石头扔到天上也不会掉下来，中国人会说这是对的，既然毛都这么说，那肯定就是这样。”
继赫鲁晓夫这次报告之后，中苏两国间的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开始表面化了。这当然不是公开的，但的确引起了苏共中央的注意。中国人开始说不愿照搬“苏联模式”。例如，在写于1957年7月16日的一份反映在华的科技人员工作情况的报告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报告中说，近来中国方面开始产生抱怨情绪，认为苏联顾问在教育体制改革中简单地照搬苏联模式，无视中国的特殊情况。例如，苏联人来后取消了中国传统的评分制，引进了苏联的5分制，从而给学校里正要毕业和将要毕业的学生造成了许多问题。
也许是对中国方面更多的口头批评做出的映反应，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开始埋怨国内负责选派顾问的各部门工作做得不好。言外之意，1957年以后的顾问计划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官僚主义任务。中央不再对每个候选人进行谈话。
一个题为“对苏联科技专家工作情况的观察”的报告反映了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的一些问题。这份报告着重介绍了一些人员的情况，其中327人工作在高等院校和技校，24人是医生，31人在中央各部委和行政机关担任顾问，14人是科技工作者，17人在文学和出版界工作，另外还有11名翻译。报告中说，这些人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最后苏联驻华使馆党组织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谴返回国。
该报告埋怨道，苏联国内各部委和行政机关对此过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把素质不高的人派到了中国。最后来到中国的那些人毫无准备，许多人工作很糟糕。其中有一人还触犯了中国法律。
在有些情况下，从国内对在华工作的顾问进行控制几乎是不存在的。上面提及的报告还埋怨道，苏联把年老体弱无法工作的人派到了中国。有几个人长期患病，到中国休息后身体得以恢复，然后就又被送回国内了。工作时间是另外一个问题。该报告说，一些人被派到中国任教3至6个月，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学校正在放假，他们几乎无用武之地。
由于某些原因，苏联各部委在选派专家一事上放慢了节奏，使得中国方面久等不见专家的到来。苏联部长会议甚至于1957年7月4日和9日做出决定，要求加快速度，但收效甚微。在外交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I.库尔久科夫埋怨道，已决定派39个人到中国去，但其中31个人的材料还被搁置在出国委员会。这是发生在上述规定做出以后的事。
尤其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苏联教育部派人到中国，而不把有关资料如书籍等同时送到中国，教师们得自己想着带些资料，否则就无法上课。这引起了教师们的抱怨。这被记录在1957年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这个问题已存在多年。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在50年代曾到中国做医生，她说她记得提供给她的东西很少。“我记得主要是书太少。我带了十几本，但太少。一般来说，我们不可以带太多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边防，而不是中国边防。中国边防人员根本都不看苏联人带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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