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苏联大使馆写了一个报告，称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一些明显问题。该报告对中国所发生的种种政治运动作了一个回顾，着重谈论了一场以改进党的干部的工作作风的政治运动。报告中讲述了中共在同“右倾主义分子”做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并称这场运动组织得并不好，大量有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情报落入了这些“右倾主义分子”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近来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反苏言论的原因。报告忧心忡忡地表示，虽然中共加强了对中国人进行“中苏友谊精神”的教育，但是中国仍然有关于“匈牙利事件”和“右派分子发表反苏言论”的敌对性宣传，这有可能对某些中国人，如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影响。
50年代后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更加感觉到两国关系的日益疏远。一位顾问记得当他们小组于1957年9月抵达中国时，中国人在周围拍打着他们乘坐的火车，高声喊到“哈哈，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了。”起初这种友谊看上去是真诚的，因为中国人很留意苏联的节假日，甚至苏联专家的生日。但在以后的一年里，两国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他们的邮件常被拆开。一年后的1959年9月，这个小组的专家离开了中国，其时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紧张的顶峰，以致于中国人都不愿开车把苏联专家送到火车站。是捷克专家们开车把他们送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认为是外国的政治事件削弱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友谊，中国人一直都是内向的。
一位顾问说，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正的朋友，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他们看不起汉人以外的人”。他还举例说明，中国人对苏联人所给的帮助从不领情。他说苏联人到中国建立了一个水果、蔬菜和鱼肉罐头加工厂，他们教给中国同志上千种制作方法，中国人学会以后开始添加其他配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明显地要优于苏联人生产的产品。可是当苏联方面向他们索取改进后的配方时，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
大多数1956年以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都指责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干扰并打断了他们的工作，破坏了两国的关系。那个年代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苏联顾问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令人不快的延误和耽搁。
一位顾问曾在一个科学院工作，对此深有感触，大为恼火，因为中国人总是在晚饭以后开长会，不许他参加。他知道主持会议的官员正在“做中国同事的说服工作”。他听说一个领导在许多场合当众痛斥自己，说做错了事，是“半个资本家”，向组织索取得太多，等等。
他还发现他在华工作期间，有关一切问题，包括非常细小问题的决定，如学校开学的时间，都被看作具有政治意义，只能由党委会来决定。行政官员和教师不得不听任共产党为他们讨论并决定一切。如此耽误时间，有时使他们连续数日都上不了班。
结 论
从概念上讲，苏联的援华顾问计划确实宏伟庞大，因为它计划要在短短的几年里完全彻底地重建一个社会。整个工作最后没有完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它最终要受制于两国领导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受制于两国在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实施中所遇到的困难。
新近公开了的苏共中央档案使我们能够了解苏共是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很显然，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对苏共来说才成为最重要的伙伴，也是从这时起苏联顾问计划才全面展开。档案还揭示了控制着顾问计划的苏共中央如同管理苏联社会那样对其在华人员进行着管理。苏联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过于注重安全问题，对大多数苏联顾问所工作的最基本的情况毫不了解等等，都可在此找到原因。
这些倾向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在两国关系中。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开始阶段，有些问题被忽略了，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但1956年以后，这些问题有时成为烦恼和障碍的焦点。有些事明显地反映了苏联的决策者们毫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这说明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是有问题的。
同样，苏联在就中国问题做出重大决定时也不同中国方面进行商量。
苏联喜欢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顾问们总担心泄露国家机密，因而无法有效地同中国同志进行交流。此外，苏共中央毫不重视苏联顾问在华的工作情况，这也引起了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苏共中央似乎没有意识到，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对中国而言就意味着中苏友谊，而这些人所在的国内单位的情况及对中国的兴趣都受到中国方面的密切关注。
现在，俄国人愿意并且能够自由地谈论过去的生活，这为苏联和俄国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曾经在中国做过顾问、技术人员和专家的苏联人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苏共对那个年代历史的官方记载。从那些顾问那里，我们了解到苏共对其在华工作人员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增加了两国关系中的难点。拥有党籍是去中国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所有的顾问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一旦到了中国，他们就变得随心所欲。一个人的工作质量取决于他自己的素质，有些人尽心尽力，而有些人则是干的少，享受的多。
顾问们都说苏共中央对他们在中国的停留几乎未做任何准备，随着两国关系在50年代后半期开始恶化，这种无知也变得更加令人难堪。苏联方面不鼓励其人员和中国同志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中苏间的友谊不同于苏联与其他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友谊。据顾问们说，苏联官方是反对其人员同中国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另外，苏联人总是单独地住在专门设有餐厅的大院里，这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和中国人的交往。许多人记得，一些希望和中国人友好交朋友的苏联顾问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所有的顾问都说被中国安全部门人员跟踪过，这也限制了自由交往。
1956年赫鲁晓夫做过谴责斯大林的发言之后，早已潜伏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变得表面化。苏联官方档案明确表明苏共中央在快速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准备不足。甚至在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写信公开指出一些困难是，国内所给予的答复仍然是迟缓拖拉，不切实际。
苏联顾问、技术人员以及专家在中苏联盟的最低层，然而他们从来不能参与影响着他们的一切决策，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也许他们是在两国友谊成功的背景下被共产党选派到中国去的，因此，他们都坚信党最了解情况，因而就连最聪明的人当然也不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任何怀疑。
几乎每一个5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都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感到在华工作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许多人认为中国和俄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友谊，但是这种友谊被限制在最低水平，最终也未受到重视。虽然在华工作的苏联人多达一万人，但是这种友谊也没能因其良好的意愿而长存下来。从根本上讲，中苏友谊，如同苏联社会一样，无意中成了苏共中央错误的管理方法的牺牲品。
本文系作者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张丽华译，沈志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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