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33]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评说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4]
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35]傍晚6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了一万多人的集会，纪念列宁90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人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36]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也不应当看不见这样一点，即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报告引证了列宁关于“将来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会如此巨大，以致战争会完全成为不可能”的观点，评说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37]库西宁的报告实际明确回复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对中国不断“重复”“旧的真理”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提出了批评。不过在应战的同时，库西宁还是表示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坚持原则、但是有妥协余地”的政策，[38]摆出了息事宁人的姿态。
对于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两党的这次争执，中苏两国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传措施。中国方面没有转发库西宁的报告，只在23和24日介绍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纪念活动时简要报道了苏共纪念集会的情况，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中简短摘录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并且删去了苏共自我宣传的论述。[39]苏联报界则在转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纪念文章时，没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40]双方好像都不想扩大这场争执，不想加重分歧的迹象，尤其不想为对方的理论认识提供市场。
但是实际上，自1959年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西方也已从这种公开的舆论宣传中看出了端倪。[41]只是进入1960年后，中苏两党在列宁诞辰日前后的这一轮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较量，使得这种分歧更加引人注目了。[42]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在这场各自寻章摘句、为我所用地引经据典，一个针对修正主义者，一个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鉴于铁托实际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成了“死老虎”，而赫鲁晓夫正在鲜活地宣传着苏共那套异于中共的理论思想，并以此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理论家们事实上一开始就给赫鲁晓夫与铁托画上了等号。苏共则被动应战，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以防东欧国家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由相信中国而逐渐背离苏联。[43]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了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44]争论的表面意图似乎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目的却是要表明谁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将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引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尽管赫鲁晓夫曾在警告试图挑拨中苏关系的人时说，“不要在没有裂缝的地方去找裂缝”，他们将看不到这种裂缝，“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45]但是这轮较量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初步公开化了。即如共运中有的党所认为的，反修正主义不只是反南斯拉夫，这三篇文章一出，“似乎世界上已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46]中苏双方在报纸杂志等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上一番暗藏杀机的臧否，使得西方世界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龙和熊意见不一致”的含义并不明确，它仍然可能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47]
中共通过与苏共的两轮较量，迈出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促使苏共向中共政策趋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两党实现团结的天平向中国方面倾斜，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共思想理论靠拢的可能性。
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正当中苏两党遥指对方，勾画不同的列宁形象时，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48]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语词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在座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49]
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例外之事，它们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一百七十公里；其后两个多月，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50]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根据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51] 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于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5月11-14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52]
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则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53]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与”的在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的话，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六至八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末，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54]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苏联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的官兵也都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评述等文章，揭露美国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要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55]
艾森豪威尔的霸道举措，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做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做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的做法。[56]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不曾想，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最后一篇发表8天之后，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57]
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已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58]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59]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日至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60]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61]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62]
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63]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64]毛泽东还隐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等，旋即在15和16两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65]《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词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66]
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67]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审议了在中国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68]同日下午，杨尚昆见到毛泽东，毛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69]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70]即之，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自5月18日至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等。[71]
当中国国内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在车过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72]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五千三百多万人。[73]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做秀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有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74]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占了上风。1960年前半年总的情况，就是事态同中国分析的一致和赫鲁晓夫因此站到北京的理论上来。[75]
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此期新华社《内部参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时，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他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十九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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