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公社问题反映出中苏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歧，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的方针：毛泽东认为，中苏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分歧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赫鲁晓夫很幼稚”，又“不懂马列主义”，“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而真理在中共一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中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39]因此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40]苏共中央同样认为，中苏友好对于两党两国都是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必需的，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存在错误和缺点。因此必须“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条件下克服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41]此时，中苏分裂已成必然趋势，除非有一方承认错误，从而达成妥协。
1960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劝说不起作用，中共在6月上旬的世界工联会议公开散发批评苏共的材料，试图压服苏联改正错误，而苏共则在6月下旬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试图逼迫中共就范。[42]结果，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尽管1961-1962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1963年7月的两党会谈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43]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19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之间出现了政策性分歧：在中共看来，苏联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在苏共看来，中国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激进主义”。其根源在于：
1、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因而对世界政治的认识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治已经得到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尤其是经历了一场人类浩劫之后，斯大林与西方大国共同缔造了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和秩序。苏联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必须遵守那些它本身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苏联可以同美国对话，也具备同西方国家集团实现关系缓和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在核武器出现在战后年代，莫斯科能够并已经同西方大国形成共识，即没有妥协的硬性对抗，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任何一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都会最终毁灭人类自己。因此，对抗与缓和并存，两个阵营“和平共处”，是苏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不久，且由于朝鲜战争，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新中国不仅没有加入联合国，甚至遭到世界各国的封锁和敌视。毛泽东既不熟悉，也不承认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他甚至想要自己制定一些规则。中共领导的新国家一无所有，一穷二白，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它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也只能通过不断的抗争，取得自立于世界列强的政治地位。况且，在毛泽东的哲学中，矛盾和斗争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按照中共当时的认识，只有通过不断的革命和斗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2、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不同。苏联最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但是，经验和教训使苏共开始思考和反省。内战时期农村“十月革命”和公社化造成的恶果，迫使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的工业化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又迫使赫鲁晓夫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纲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也许是值得借鉴的。这种构想奠定了赫鲁晓夫时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的基础。
中共则刚刚完成对中国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面对的只是斯大林的现成模式，而在政治理念中，追求公有制和计划性是共产党人必然的价值取向。尽管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榜样中的某些弊端，但毕竟体会不深，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毛泽东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和苏联，于是就把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大规模发动群众，一味地追求公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
就是这30-40年的时间差，构成了中苏之间在理念、认知和政策上的产生分歧的必然趋势。
二、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逻辑
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1950年代后半期，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难以避免的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甚至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西方的同盟始终没有分裂。用一般的国际关系准则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维系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在冷战时代，这种国家利益的最终体现就是保证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中西方国家的整体安全。为了这个根本的利益，每个国家都可以、也愿意在某时某地放弃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来保证同盟的继续存在。因此，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那么分裂是不会发生的。
正是出于这种逻辑思考，美国中央情报局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44]这些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45]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春”。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性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荡、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为什么社会主义盟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时，就不能实现妥协而保证同盟的继续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同盟在其成长过程中显得如此脆弱呢？这恐怕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遵行的是领袖外交，而其表现无疑使某些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和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中苏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上所述，既然社会主义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这种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工人阶级无祖国”是共产党人长期信奉的理念。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其适用范围在全世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在其执政前普遍缺乏国家主权意识。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
这种理念上的混淆和矛盾，随着共产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加剧，且特别突出地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主张中。平时大家都认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性，而当分歧和冲突显露出来的时候，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同时，这些主张也是相对而言的。当铁托指责苏联侵犯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要求阿尔巴尼亚绝对服从南斯拉夫的需要，当中共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的同时，却硬要日本、朝鲜和越南党接受自己的路线。不仅如此，这些主张又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被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行动，而1968年苏联占领布拉格则被谴责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认同，于是面临危机时就无法找到妥协的平台和条件，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革命成功的领先地位，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很自然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党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匈牙利在1956年十月危机中的处境：苏联为平息波兰危机刚刚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平等宣言》，却理直气壮地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解散了匈牙利合法政府。
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指责强国、大国侵犯本国主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部各国之间在发展水平和利益要求方面的差异。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势必显露出来，相互关系也就随之遇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关系的这种政治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同盟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某个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或者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他们之间的整体利益，则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以及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
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同样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但那时毛泽东却甘愿服从斯大林的领导，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共还不具备挑战苏共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能力。到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取得成功，毛泽东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苏联要求缓和，中国则制造紧张；苏联希望和平环境，中国则鼓动革命情绪。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其实中苏双方并非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这对兄弟谁也不愿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三、中苏分裂的结果及其影响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从思想和感情上斩断了这对兄弟之间保存的最后一丝情谊，造成了两党关系实质上已经破裂的现实，两国关系随之逐渐恶化。进入1965年后，中苏两党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和援越问题展开了新的冲突。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组织关系中断。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运动渲染出浓重的反苏氛围。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流血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相互敌对，以至军事对抗的状态。
中苏分裂的历史进程及同盟关系解体的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苏联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脉络，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冷战结局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也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产生了阻断性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新纲领，是继2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40年代“列宁格勒派”之后，苏共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的第三次探索。同样，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此时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与苏共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党看来，国际形势正趋向缓和，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并在1957年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提出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46]中共领导人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建设，确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但是，随着前述中苏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分歧的显露并发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开始设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大跃进”运动显示中国的建设速度快于苏联、发展道路优于苏联；以人民公社制度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同时不断调整意识形态斗争的侧重点，从起初的评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揭了盖子”，破除了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着重反对教条主义；到波匈事件后，认为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势头凶猛的修正主义，转而提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继之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断定，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直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47]
与对内政策重新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相应的是，以缓和为主的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也被重新锁定为对美展开斗争。毛泽东这时转而认为还是他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中国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不承认新中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对华禁运与封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的讨论国际形势的务虚会把中国现实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于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再次被列为中国外交政策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前一阶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复又被一种充满革命激情但却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48]由此，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也与莫斯科的既定方针渐行渐远。总之，中苏两党对内对外战略基本一致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表面超英赶美、暗地赶超苏联，突出反对修正主义、高举反美斗争大旗的方针政策，再加上苏共党内赞同中共路线的政治势力的活动，对赫鲁晓夫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既不能在中国向共产主义跃进的势头面前无动于衷，也不愿将反帝旗手的位置拱手相让，损害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更不可容忍党内反对派趁机动摇其统治地位。诸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赫鲁晓夫不得不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对表”，希望毛泽东的步子不要走得过急，不要独树一帜，同时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做法也是不断地左右摇摆。
就国内政策而言，赫鲁晓夫在1958年1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也宣布了一个“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1959-1965）”，并在翌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正式确定下来。会议宣称，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49]这个七年计划同样带有某种“跃进”性质，为了推动这项计划的超额完成，苏联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劳动队”运动。[50]七年计划最终宣告失败，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主观主义”、“不懂装懂”，规定了经济上没有根据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1]
从外交政策上看，赫鲁晓夫在缓和政策的推行中，也常常受到中国这个盟友的束缚。中共的压力在某个时候会迫使苏联在同西方打交道时违背自己的策略选择，而倾向于诉诸武力威胁。例如1960年初，为了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的路线靠拢，中共中央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组织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头文章，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面对中国方面的意识形态挑战，苏联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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