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印度支那?
1945年9月2日,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通过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胡志明就任人民临时政府主席。但是,由于同盟国宣布印度支那北纬十六度线以南为英国军队受降区,以北为中国(即国民党)军队受降区,随后法国军队又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大举开入,力图恢复其被日本人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领导的人民临时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困境之中。为了取得国民党军队的承认,胡志明不仅一度宣告解散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而且公开承诺越南今后将成为中立国家。但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买帐。随着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撤出越南,法国人事实上就开始了取缔人民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到这一年的12月,眼看法军已经进攻到首都河内和临时政府控制的越北地区,胡志明终于不得不公开发表宣言,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发动抗法战争。
越南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越南党过去只打过一些游击战争,部队既缺少训练又缺少正规战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较先进的武器,面对装备精良,尤其是有优势空军支援的法国军队,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越南人民军只能依据越北山地建立中央根据地,在其他地区多半只能开展游击战,各地组织被法军分割,再加上交通不便,相互来往都十分不易。中央根据地虽地处越北山地,又临近中国边界,但却经常遭到法军的扫荡与轰炸,边界通道及其重要战略要点均被法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后,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抗法战争爆发后已经与中共中央建立起电台联络的胡志明几乎马上就派李班、阮山两人赶来北京,要求中共中央给予援助。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积极鼓励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学习自己的榜样。尽管,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还十分困难,“切忌张扬”,他们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们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2]刘少奇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3]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根据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无论新中国建立之后自身的建设和政权的巩固面临着何等重要的任务,中共领导人都注定会对周边国家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抱以高度同情甚至是积极支持的态度。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援助要求,自然会得到他们的响应。
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在此前与越南党的关系当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几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共中央与胡志明及其领导下的党和政府除了电讯联络之外,几乎很少直接交往。但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出发,中共领导人对越南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所取得的胜利,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越南党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解散了共产党并宣布保持中立后,中共中央立即在内部予以了批评。而当胡志明重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动抗法战争后,中共中央又很快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还是马上给刚刚开到广西不久,尚未完全结束对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报告中央”,同时询问“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当得知在云南的国民党李弥、余程万两部有可能退入越南的情况后,刘少奇还特别担心李部“将给胡志明后方以极大威胁”,因而去电林彪询问“是否可令已经到达广西百色的三十八军立即在陈赓的率领下入滇截击李、余二部入越的道路”,以解胡志明之后忧。中共中央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支持和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在接待了胡志明的代表之后,为便于两党协调与提供援助,中共中央这时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讨论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对越南方面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前往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的问题,刘少奇等很快即决定调派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人前往越南了解情况,以便决定如何选派军事干部。当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统一尚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经济上更是极端困难等情况,在京的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商量后,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和一部分物资,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关于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要求。但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到报告后,态度明显比国内中央更为积极。他表示,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并支持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作战。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要求中共中央转告罗贵波,到越南后“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批评”,对越方要求中共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一事,则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强调“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4]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对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视,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表现。1950年1月,越南党派黄文欢作为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中共中央予以了相当热情的欢迎。对靠近越南边界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中共中央也再三强调要设法协助越南党解决问题,“和他们的代表竭诚讨论,尽可能吸收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困难”。当毛泽东得知胡志明将来北京之后,更是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去车站迎接。”鉴于越南党事实上是赞同和坚持武装斗争的,他明确认为对过去的问题应做历史的分析。故再三强调,他虽然同意“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但在他看来,“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5]
1950年1月中旬,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得知毛泽东已经在苏联后,他又急切地通过中共中央与苏联党取得联系,要求苏联方面提供飞机,以便他飞往莫斯科,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2月初,胡志明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6]随后,中国方面很快组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同时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方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将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秘密接入中国境内的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云南、广西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
1950年6月,越南党中央在反复与中共中央代表罗贵波,并通过罗贵波与中共中央商量后,决定发起边界战役,以便打破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封锁,接通中越交通线。为此,越南党要求中国帮助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特别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立即赶到越北根据地,并要求另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进行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中共中央很快表示了同意。之后即根据越方要求成立了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为主任的支援委员会,负责领导战役所需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送工作,并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了两所专门收治越军伤员的野战医院。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已经集结在广西南宁的军事顾问团立即启程入越,并指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在军事顾问团的配合下,协助进行边界战役的组织指挥。
陈赓等人于7月上旬动身秘密前往越南。途中及到越北根据地后,接连不断地就边界战役的设想和具体方案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对此次战役十分重视,反复去电给予指示,要求陈赓等人努力帮助越南党“打开一个相当的局面”,作战时“务作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7]9月16日,即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边界战役开始打响。毛泽东随后一面高度关注朝鲜战争的形势,与斯大林磋商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并极力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面仍旧亲自参予指导越南边界战役,批阅前线发来的战报并作出具体指示,要求越南人民军抓住敌人后务求“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8]正是在中国方面的大力帮助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的前夕,边界战役就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约80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中越交通线被彻底打通,整个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成了越南党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此后援越抗法斗争的进行,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恢复经济、朝鲜战争和政权巩固等一系列事关整个国家利益的复杂问题,理应缩短战线,减少外援,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惯性推动下,更多地考虑的显然是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他们这时不仅从并不宽裕的国内部队中抽调了大量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给越南人民军,帮助后者装备及训练步、炮、工兵等部队,同时还具体协助越南党中央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行动。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解放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还积极支持越南党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解放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到1953年前后,抗法战争已经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并形成了以越南独立同盟为骨干的印度支那三国抵抗力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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