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9页。
[2]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给斯大林的信件，他当时担心在北京公开召开这种会议可能会对有关国家共产党走向武装斗争道路产生不利影响，给敌人提供打击革命力量的口实。但在苏联的要求下，最后会议还是在北京召开了，为避免与会的亚洲工会组织遇到麻烦，会议在涉及到革命道路的措辞上倍加谨慎。但刘少奇还是谈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只不过特意加上了“可能”两个字。参见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2页。
[3]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134－135页。
[4] 同上引注，第165，186－187页。
[5] 《中央致中南局电》，1950年1月16日；《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年1月31日，同上引注3，第165，187－188，278，347页。
[6]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343－348页。
[7] 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8]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9] 《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7月2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8月2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10月10日；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第72－74，96－97页；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56，60，88－89页；《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2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2] 参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3] 所谓某种程度，是指美国支持法国帮助越南保大政权抵抗共产主义，但不同意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体系。
[14] 据雷英夫在《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第57页）一文中称，美国这段时间的援助数额达26亿美元。但据8月2日《纽约时报》披露的情况，这段时间美国向印度支那投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实际应为12.35亿美元，原先公布的估计数字中有近10亿美元在战争结束时尚未拨出。转见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注5。
[15] 《胡志明选集》第2集，第263页。
[16] 前引《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第23，178页。
[1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356页；参见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7－11页。
[18] 即老挝。
[19] 即柬埔寨。
[20]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21]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88－9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8页。
[22] 参见郭明前引书，第48页。
[23] 《毛泽东致彭德怀信》，1954年4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475页。
[24]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101页。
[25] 前引《国际事务概览，1954》，第35，37，39页。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0－361页。
[27] 《毛泽东致黄（克诚）、粟（裕）电》，1954年4月17日；《中央致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电》，1954年6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80，509页。
[2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8页。
[29] 转见郭明前引书，第49页。
[30] 老挝这时有政府军2万人，寮国抵抗力量只有0.4万人，另外1.4万人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柬埔寨政府军有1.5万人，而高棉抵抗力量则只有0.3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
[31] 《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参见《周恩来传》（三），第1126－1127页。
[32]参见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64，266页。
[33] 16日下午的限制性会议就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了进一步谈判的协议。参见李连庆前引书，第277－281页；《周恩来传》（三），1128页。
[34] 同上引注，并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4年6月19日。
[35] 《柳州中越会议记录》，1954年7月3－5日，转见《周恩来传》（三），第1130－1131页。
[36] 《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269页；《新华月报》1954年第8期。
[37] 有关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美国干涉的估计问题，可见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
[38] 此一原则初见于周恩来与印度谈判代表团1953年12月31日的谈话，后公开正式表述于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即周恩来6月下旬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39] 参见《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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