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中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然后又乘苏联飞机飞往莫斯科，以便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随后，中国方面很快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越方开始运送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并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枪炮和弹药等，而且还具体协助越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行动。毛泽东更是经常亲自审阅作战部署和具体指导作战计划。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
越南抗法战争的进行，恰好与朝鲜战争同步。中美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现实，使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 随着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美国正在把更多地的注意力投向印支战争，苏联政府开始寻求国际缓和，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导人也基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现实需要，力主创造国际和平环境，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的使命感也明显地开始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心了。
朝鲜停战刚刚实现，中国政府就与苏联相互配合，呼吁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了。实现印支和平从此开始成为苏、中、越三国共同的宣传口径。在苏联政府的倡导之下，1954年2月19日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外长结束后的声明宣布两个月后将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和平和印支停战问题。此一声明立即得到了中越两国的积极响应。当然，即使赞成谈判，毛泽东还是更相信军事胜利的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的方针仍是“以打促和”。特别是在注意到法军还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在日内瓦能否达成妥协并不乐观。在法军以上万兵力突入越南西北战略要地奠边府，对越共在越北的中央根据地和接通老挝的通道形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再三强调：越南人民军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拿下奠边府，然后直捣老挝琅勃拉邦，最迟1954年冬1955年春夺取河内，之后好进攻西贡，夺取全越南。为实现上述作战计划，他特别指示要为越南人民军再组建4个炮兵团和两个工兵团，教员和顾问要全部从入朝参战的中国炮兵部队中出，火炮不够就从中国炮兵部队中抽，装备和训练可以在越南北部进行，如果不方便就在中国广西进行。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几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得知美国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在印支战争中的介入情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3月29日和4月5日为此发出公开威胁，扬言要像朝鲜战争那样再度实行联合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另一方面也是莫斯科中苏越三党会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强调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谈判成功。有鉴于此，毛泽东很快告诉军事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前议方针停止实行，新建炮兵训练亦不宜在中国境内。此后，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毛泽东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 这反映出毛泽东已倾向于通过妥协的办法来争取在印支实现停战与和平了。
要争取印支停战，对中国方面来说，首先是要设法挫败美国代表的阻挠。在这方面，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争取到了包括英、法和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在内的有关方面的同情与谅解。但与此同时，在日内瓦谈判期间，最让中国方面感到为难的还在于，越南方面的条件与实际可能达成的妥协相比显得过高。特别是在5月7日奠边府战役取得大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之后，越南代表似乎更赞同毛泽东先前的军事计划，主张或者法军完全撤出越、老、柬三国，或者干脆用军事手段花上三年左右时间以武力实现统一。与此同时，越方坚持印度支那越、老、柬三位一体，应一体解决，坚持在老、柬两国的越南人民军不属外国军队，不接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要求法国和越南军队同时撤兵的要求。
在4月初莫斯科会商时，中国方面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情况很少了解，只是根据越南党的看法，相信印支三国同为法国殖民地，应一体解决。到日内瓦之后，通过各方交换意见，才发现按照越南党的要求坚持印度支那一体解决没有出路。因此，周恩来的态度很快发生发改变。他主张：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越南问题，即使美国不干涉也要再打上几年。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更弱，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两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何况现实情况是美国很可能会干涉，美国干涉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故周认为打不如和。在越南，必须划界停战，然后“经过选举，达成统一”以越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经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的是完全可能的；在老挝和柬埔寨，应根据两国抵抗力量的实际情况酌情让步，实行就地停战或划区停战，抵抗组织应根据民主原则加入王国政府，争取两国保持中立。为说服越南代表，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频频通电，交换意见。毛泽东显然也认可了周恩来的观点，他同意：印支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同，它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澳洲、新西兰、锡兰、菲律宾也有影响。“稍一不慎，则影响10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因此“该让步的应让步，该坚持的应坚持，就可以达到孤立少数（美国），团结多数”，最终达成协议。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周恩来说服了胡志明和越南党中央，日内瓦协议最终得以签订。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而于1954年7月签订的这个协议，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1200万人口。但越共中不少领导人对这个协议究竟对自己利大还是弊大，却始终意见分歧。因为，在越南，停战前越共实际影响下的人口就不少于这个数字。而在老挝和柬埔寨，无论法军，还是王国的军队，也都注定挡不住人民军的进攻。退出越南南方，是否能够根据协议通过两年后的普选取得全越南，尚属疑问；而退出老、柬，则可以肯定是要把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给地主资产阶级去支配。对此，毛泽东当然不会毫不知情。联系到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1945年抗战胜利时“不许革命”，逼迫他去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一事耿耿于怀，和几年后他曾反复就自己赞同在日内瓦妥协之事向越南党做自我批评的情况，可以想象，对于让正在军事进攻势头上的越南党做如此大的让步，多半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
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
对于有毛泽东那样一种世界革命志向的革命者来说，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并千方百计地巩固它，未必是其人生的主要目的。尤其是对于兼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思想纵横驰骋，一向“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来说，继马克思、列宁之后，成为引导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阶级进一步解放的一代宗师，才是他最感兴趣的目标。为一国利益而牺牲其革命精神，自然非其所愿。
毛泽东为什么一反初衷，赞成妥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用列宁讲过的一段话来为自己辩解。说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 换句话来说，毛泽东认为，妥协是暂时的，在自己的政权还明显地不那么巩固，而越南一时也无力取得胜利的时候，这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由此可以了解到的是，对中国自身安全和建设需要的考虑实际上在妨碍着毛泽东按其既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来行事。在一度把向苏联“一边倒”和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1950－1953年间经历了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之后，毛泽东这时显然意识到，增强国力的工作必须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 而要想加速建设，增强国力，首先就必须求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仅仅依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介乎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必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开展外交工作。尽管，这是一种以国家间相互妥协为基本内容的，更适合于和平，而不适合于革命的国际沟通方式。但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方面的谋求妥协的积极态度，和它这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就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带有某种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该条约不顾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柬应保持中立地位的规定，公开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组织的“保护地区”。美国报纸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 十分明显，这一条约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越南党，对于正在致力于通过妥协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中国无疑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改变争取和平的态度。他甚至公开宣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复讲：“没有战争就好”，“不打仗最好”，说打仗的结果其实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利，因为战争的结果必然引起革命，造成更多的苏联和中国。这些话出自于一向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为号召的革命家毛泽东之口，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坦率地解释说：我们正在加紧工业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他甚至一度公开保证过绝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不独对老挝和柬埔寨是如此，就是对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等国也是如此。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专程前往缅甸访问，并与吴努总理联合发表声明，不仅提出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不能输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别国不应干涉。做出这样的承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在缅甸一直存在着共产党的和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再加上缅甸与中国接壤，一些反叛者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其藏身之所。这时，在中国仍有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和缅甸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声明，无疑是要给缅甸政府一个定心丸。而几个月后吴努总理访问北京，又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更明白地告诉吴努说：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就叫做互不干涉内政。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因此缅甸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承认吴努总理的政府。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我们也绝不会在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也不会从内部策动反政府。对华侨中的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华侨中的共产党支部已经解散。至于对缅甸共产党，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最好先与他们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他并且举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办法，供吴努参考。说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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