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紧张与不紧张：如何判断毛泽东的真实战略意图?
尽管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1964年激化到了最高点，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苏联有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边界问题的确构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热点，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陪衬。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竟对他们前一年11月来信中列在第一位、要求中共中央回答的边界问题，只字未提。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内部状况的估计是：赫鲁晓夫搞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甚差；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毛泽东甚至预测到，赫鲁晓夫在近期可能要被搞下台。 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苏关系上，“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 此外，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对赫鲁晓夫也执这样的看法：此人欺软怕硬。我们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反而会吃亏。 在1964年的若干次外宾会见中，尽管毛泽东向客人询问过苏联是否会打仗的问题，但内部的底线估计仍然是：“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采取“集体措施”，断交，撕毁中苏同盟条约，以至出兵。但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而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做有限的军事准备是必要的，而从打核战争出发来进行战略性预防，以至对整个国民经济做适应战争的重大调整，则理由不甚充分，为时也过早了。
在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决策核心的主观认识上，对南部来敌，即美国有可能在越南所造成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还没有达到即将发生战争的紧迫程度。1964年7月1日，刘少奇在天津部队军级干部座谈会上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谈了军事问题，讲了敌人进攻的几种可能性。我们从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准备好，争取最好的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的象征，但是，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 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显系指美国。但它否定了越南战争正在向中国迫近的可能性。刘少奇在这里使用了“有准备”和“敌情观念”两个语句，属提示性用语，并不表明事态已经具有了重大的紧迫性质。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这类用语可能更为常见。因此可以肯定，指出帝国主义目前“还不想打”，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十三陵谈话的准确理解。向军队高级干部交代这种理解，对后者把握国际斗争的基本动态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本人的判断更具戏剧性。1964年8月13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0天，毛泽东在同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是否决心越过17度线侵占越南北方时说：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因而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采取巧妙办法以不去惹怒美国人的决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为：如果说，美国把苏联当作近期的主要敌人，而把中国看作是长远意义上的敌手，那么，因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者，“‘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这个敌人于是可以忽略。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都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因此他通常不会是世界性大战的发动者。特别是“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 因而他很难腾出手来，同中国作战。此外，毛泽东还相信：“美国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在越南）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考虑到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和1958年台海危机中同美国直接较量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在1962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转达的不支持台湾进攻大陆和不会卷入同中国的冲突的信息，他对美国不企图同中国发生战争冲突的估计是有道理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看待总参谋部1964年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在研究中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它实际是上述我们谓之“流行观点”的基本依据。
据《罗瑞卿传》记载，自1962年中国军队在沿海地区准备抗击蒋介石集团的登陆作战以来，东南方向始终比较紧张。总长罗瑞卿于1963年5月至7月实地勘测了从浙江到山东半岛的地形，并向毛泽东写出了报告。此时，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威胁。罗瑞卿于当年7月又对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勘查。1963年10月，罗瑞卿再次衔命勘查了新疆的阿尔泰、塔城、伊宁以及喀什地区。 显然，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逐渐为“敌人处处可来”的思想所取代。总参某部的报告大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报告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A、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60％的主要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B、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C、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附近。在敌轰炸大城市时易同时遭到破坏；D、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过小。而大型水库中，有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 报告在1964年4月25日由总参作战部向副总长杨成武上呈。毛泽东与当年8月12日对报告作了简要批示。这时，距报告上呈已经近4个月，为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7天。这种情况似乎说明，报告本身在提出时还不具有特别的紧迫性。但在8月5日之后，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报告的指向性和意义加强了。
即使如此，我们也很难以报告来充当国家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的唯一佐证。这不仅是说，毛泽东批示的时间在他提出战略转变意见之后，而是说这种估计和预防的目标，对中国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说来，仍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里？他们可能从哪里来？他们什么时间来？是否四面八方都可能来？没人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对来敌的估计都无法确定，那么这种紧张显然也就失去了大部的必要性。目前，学术界通常把1969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作为中国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全部北移的标志。其时间界限应定在1969年6月20日至7月4日由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的“三北”作战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形成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纪要》。而“三北”作战《纪要》曾经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北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 要形成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敌对关系，历史至少又走过了五年。鉴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上述对越南战争的判断，我们至少还可以排除掉另一种可能，即，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的战略变动，是因为美国从越南构成的军事威胁。结论似乎是，一定的威胁是存在的，但不可能达到了临战状态，以至放弃压力还十分大的国民经济恢复，去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
显而易见，“流行结论”还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它只循着关于战争已在迫近的单一线索进行思考，而忽略了当时国内的另一条历史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对整个国家政治安全所产生的影响。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 “左”的方向发展。人们必须注意到，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安全形势也已经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此时，倒真正是“处处都有敌人”了。而不管外部的敌人还是内部的敌人，都具有推翻现有政权的可能。于是，必然加剧形势的紧张化。并且，从事实上说，在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并行的背离状态是不可能延续长久的，政治总要“统领”经济。因而，并行是暂时的，它不能不为某种突发事件所打破。“战争迫近说”是当时最强有力的外力因素，可以充当破坏平衡的砝码。它的作用就在于，强化政治的、军事的紧张氛围，从而把并行的另一端纳入社会一元化的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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