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他们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 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并在1967年2月28日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到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对外经委代表为通告据1968年2月苏中协议而发出的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对外经委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调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激情。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他们给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 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有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东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去越的。
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与有关用货部门协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 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 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你们援越的军事物资呢？你 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 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
现在看来，中国方面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确实比海运省时、安全，而且优先、迅速转运援越军事物资也是越南方面的迫切愿望，所以，苏联才提出用中国铁路运送其军援物品。此外，苏联亦并非完全依赖中国的陆路和海运能力，除军用物资外，1965年下半年苏联、东欧计划运往越南的一般物资总量为52.29万吨，其中未经中国港口直接海运越南量为44.79万吨，分别约是此期计划铁路过境中国的一般援助物资（7.5万吨）及军事物资（5.5万吨）的6倍和8倍，其比重不可谓不大。 其实，如果中苏之间没有矛盾，无论铁路还是海路运送苏联的援越物资，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
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约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只是苏方海运部报告说，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船只越多，该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却有意识地让苏联的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水雷。 为此，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海运任务。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2、中国开辟2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
1970-1972年
1970-1972年是中苏关系由敌对开始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对抗的阶段。此期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
在此背景下，这一阶段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显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劳党的领导权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 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
由此，早在1969年9月末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 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只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 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此期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中国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972年3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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