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4]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中国的种种做法，使越南领导人认为是向他们施加压力，不仅极为困惑，而且十分反感和抵触。他们表示：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在所谓妥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16]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17]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18]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19]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20]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21]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他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22]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因忧虑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而寻求借助西方建立一种抵销政策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国务卿腊斯克当时就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建议，只是决定权现在掌握在继任人尼克松的手里。过渡时期尼克松的对外事务代表罗伯特•墨菲获悉这一消息后及时予以通报，尼克松当即指示他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23]
继毛泽东通过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显示出对美对越关系新的战略思考之后，周恩来于11月30日会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时谈到了对帝修反的斗争策略：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24]这实际已是对毛泽东此时战略考虑的一种诠释。
总之，到1968年11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25]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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