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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 Zhai，China andthe Vietnam Wars，1950-19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
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这里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参见《关于越美接触的情况（1971年9月1日）》，Исдочник（《史料》）
No.1997.1，pp.54-57.
[3]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2页；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
[4]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5]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Ilya V.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Vietnam War ，Chicago 1996，pp.27、31-32；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1页；1965年8月3日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越南问题的“和谈”活动等三个问题的通报，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31，第60、61页。
[6]参见Gaiduk前引书，第84页。
[7]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
》，第52页。
[8]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
[9]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10]参见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д。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61，дд。558；《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4、179-180页。
[11]参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88、191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05页；1968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12]参见《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29、130页；《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94、195页；1968年3月15日、2月5日、6月8日《人民日报》。
[13]《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105页；196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14]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15]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 ？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Hershberg ed.，77Conversations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ed.，Working Paper No.22，p.130.
[16]参见1965年4月吉林省第九次外事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宣传口径》，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42，第96、94页；1965年12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函，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32-33页。
[17]参见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79、80页；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2，卷号45，第7页；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1968年3月15日、6月8日《人民日报》等等。
[18]参见1966年8月12日刘宁一在首都各界欢迎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运动光荣传统的各国朋友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3页；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致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贺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2-23页；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2-13页，等等。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0]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Masaru Kojimaedited，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arty and the CommunityParty of China，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artyat Tokyo，1980，pp.206-210.
[21]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22]这项措施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符合了去中国的条件，不过只有约300人进行申请并被许可发放护照。见1966年12月1日美国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Volume XXX China，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1998，pp.471-475.
[23]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24]参见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8月31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XXX China，pp.364-366、375-378、471-475.
[25]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FRUS，1964-1968，Vol.XXX China ，pp.364-366.
[26]1966年11月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9月6日阿尔福雷德•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XXX China，pp.375-378、437-440、380-382、471-475.
[27]参见1966年9-10月腊斯克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XXX China，pp.402-403、539-540.
[28]参见1966年11月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加拿大大使馆电，11月15日、1967年5月2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XXX China，pp.420-424、436、575-577.
[29]1966年12月1日邦迪等人在致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即特别强调：全面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更为重大的政治行动，而且被认为是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当前美国在越南的强有力的姿态为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避免冒被误解为对共产党侵略立场正在发生变化的危险。参见FRUS，1964-1968，Vol.XXX China，pp.471-475.
[30]1966年6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对多勃雷宁强调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2页。另，关于中美之间就战争界限问题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和材料，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1]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6-17页。
[32]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9-30页。
[33]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
[1]1965年8月外交部的一个通报中谈道：越南人关于和谈的做法与我们不同。北越从来没有完全将和谈的门关死，这就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制造了机会，助长了他们压北越进行和谈的幻想。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124，卷号123.转引自Qiang Zhai，China andthe Vietnam Wars，1950-19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p.169.
[2]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77、183-184、186、191、227、202、194页。
[3]越美之间尝试接触的情况，详见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2页；《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第177-178页；Robert K.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prepared for the 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 ：""New Evidence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January 2000，Hong Kong.；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4]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245、249-251页；Brigham前引文。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9-40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
[7]参见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pp.91、92-93；1965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5页。
[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4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第143页。
[9]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1967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0日。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11]Stein T？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79""，prepared for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January 2000，Hong Kong.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1-42页。
[13]1968年5月7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外交部长春水时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33页。
[14]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pp.123-129，138-140.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
[16]参见1968年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pp.129，139；Stein T ？nnesson 前引文。
[17]1968年9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指出：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18]《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19]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如前所述，1967年4月周恩来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
[20]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21]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
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December 2，1968.此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23]参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2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7页。
[25]关于1969-1973年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变化情况，笔者已在另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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