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胡志明与冷战
2008年4月28日下午，越南战争史领域著名学者、美国奥本大学翟强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6会议室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目为《毛泽东、胡志明与冷战》。
翟强教授对越南战争史与中国、越南、美国、苏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对于越南“八月革命”的胜利，翟强教授介绍了两种不同的观点：越南官方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正确的决策，才有了“八月革命”的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才能够建立；而西方一些学者则认为，“八月革命”的胜利是一种幸运。当时日本战败，而法国没有及时返回越南，权力的真空导致越南共产党乘虚而入，能够轻易获得胜利。
翟强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有片面性。如果“八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越南共产党“英明决策”的结果，那么越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1945年7月或1945年6月夺取政权，而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以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这说明日本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给越南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夺权时机。但西方学者把“八月革命”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幸运，也不令人信服，因为日本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为当时存在于越南的所有党派和组织都提供了夺权机会，但为什么是越南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政党，成功地抓住时机，建立政权？这说明越南共产党还是做了一定的准备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的确没有建立在赢得大规模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但越南共产党当时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进行了夺权的必要群众动员和准备，比如，1945年上半年越南共产党在越南北部开展的救助饥饿灾民的工作。
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法国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重返越南后，越南共产党立刻面临极大的考验和挑战。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够获得的外部支援是很少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之初，胡志明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为此，一度解散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把党的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是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的兴起，美国的态度发生变化。杜鲁门政府出于遏制苏联的冷战考虑，需要法国的合作，所以不愿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得罪法国。为了维护美法冷战同盟关系，美国支持法国重返越南。
在共产党国家方面，斯大林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的，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斯大林本来就不容易相信他人，尤其是不受其控制的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与东欧许多国家不同，依靠的是其自己的力量。在胡志明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之后，斯大林更是怀疑胡志明是不是亚洲的“铁托”。
第二，二战结束后，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坛的影响很大，斯大林希望法共在法国选举中能够获胜成为执政党。他担心支持胡志明会影响法国的中间选民，促使他们不投法共的票。
第三，苏联和越南之间路途遥远，没有共同的边界，即便是斯大林想支持胡志明，在具体后勤运作上，也有很大困难。
第四，斯大林战后将注意力放到欧洲，无暇顾及越南。
当时中国共产党忙于内战，毛泽东也无暇关注越南。
形势在1949年出现了转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给了斯大林支持亚洲革命的信心，中共也有力量考虑支持越南共产党的斗争。翟强教授在这里纠正了国内不少有关中越关系史书籍中的一个史实错误。黄铮编著的《胡志明与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和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说：1950年2月周恩来、胡志明分别化名“大胡”、“小胡”一同前往苏联，去同斯大林谈判。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是周恩来先去苏联的。
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中国的军事顾问与援助给予了胡志明极大的帮助。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经验（群众路线与土地改革）在越南推广，帮助越南劳动党动员群众。但是土改扩大化也在越南产生始料未及的问题，越南的爱国地主在抗法斗争中曾经出钱出力，作出过重要贡献，土改将他们作为打击目标，这引起了越南社会的动荡与骚乱。胡志明不得而不赶紧刹车，结束土改，并解除了负责土改工作的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的职务。
1954年，越南劳动党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越南劳动党希望凭借着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统一越南，但是中苏都希望越南停战，担心进一步扩大战争会将美国卷入其中。这时候中共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开展国内经济重建。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领导人也希望国际局势缓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越矛盾突出。越方代表范文同本不愿意从老挝、柬埔寨撤军，经过周恩来的劝说才最后同意。范文同也不同意在北纬17度线划线，希望往南划，尽量扩大北方的控制地区。周恩来不得已与胡志明举行柳州会谈，先说服了胡志明，胡志明以劳动党中央决议的名义命令范文同同意以17度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法国从印度支那撤离后，美国因为多米诺骨牌理论而干涉越南，选择了既反法又反共的吴庭艳，建立了越南共和国（即南越）。由于吴庭艳拒绝在1956年举行全越南的大选，北越不得不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修筑“胡志明小道”，向南越渗透军队和装备。
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开始在越南进行 “特种战争”，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由南越西贡政权出军队，开展反游击战。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北京作出相应反应，加强与河内的军事合作，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62年夏，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共同讨论南越的严重形势，分析美国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双方商定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230步兵营的武器装备。次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越南领导人研究了如果美观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攻，中国援助北越和双方配合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地共同对敌。”“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
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周恩来数次与东南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由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特种战争”而引发的新局势。1963年9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会见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就东南亚的现状及可能出现的形势，进行全面的评估。周恩来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东南亚各国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他说，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插足很深，反动派既薄弱又残暴，但这里的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富有斗争经验，共产党都有一定阵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东南亚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而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其次要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再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要加强彼此联系，互相支持。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会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周恩来还就如何对抗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至于援助问题，中国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大后方，会同仇敌忾，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东南亚。
美国一开始大力扶植吴庭艳，但作为天主教徒的吴庭艳过于依赖其弟弟与近亲，压制反对意见，排斥和限制佛教徒，其统治基础越来越薄弱，南越国内局势也越来越动荡。最后，美国默许了南越将领反对吴庭艳而发起的军事政变，吴庭艳及其弟弟被叛军枪杀。
1964年7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出席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会议。在会上，越南、老挝领导人介绍了北越、南越、老挝的形势，特别谈到美国如何把南越作为进攻社会主义的基地、防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地、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等情况。周恩来在听取了东南亚局势的介绍后，指出：东南亚是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美国企图把南越、老挝、泰国作为一条战线，以“特种战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用经济利诱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企图破坏缅甸、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这些阴谋不断受到挫折，而且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可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但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措施，中国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在发言中，既深刻地分析了局势，又详尽和具体地提出斗争的任务。他建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并利用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巩固根据地，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争取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应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
1964年8月2日和4日，接替肯尼迪出任总统的约翰逊制造了所谓“东京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次年3月，约翰逊又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这是美国第一次出动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重要一步。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进一步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全力以赴，援越抗美。中国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援越的决心。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四点警告：（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为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由于阿尤布∙汗后来推迟访问美国的计划，周恩来委托他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使约翰逊总统在印度支那推行战争升级政策时，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比如他在战争初期，否决军方要把轰炸目标扩大到中越边界、在海防港布雷，派兵进入老挝截断“胡志明小道”等主张。约翰逊总统要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但不愿因此而与中国交战，他对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政府由于无视中国要求美国在朝鲜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而导致中美兵戎相见的教训，记忆犹新。约翰逊总统非常重视周恩来的警告，极力避免与中国交战，所以他在制定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时，表现的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一事实说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救国斗争。
中国向越南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派工兵，防空部队进入越南，同时加强国内的三线建设，做战争准备。
1967年3月29日，范文同总理和武元甲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他指出：中国有句俗话，行路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九十里路，最后剩下十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
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给中越关系带来凉意，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打“中国牌”，来加强美国同苏联争霸时的战略地位和筹码，来为美国从越战脱身寻找出路。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抵御苏联威胁的当务之急，还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和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正与美国势不两立、浴血奋战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于中国突然与美国握手言和的举动，深感不安和困惑。实际上，在中美会谈中，周恩来拒绝美方提出的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帮美国说话、向河内施压的要求，拒绝将台湾问题同越南问题挂钩，即中国在越南问题上作河内的工作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周恩来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在7月9日的会谈中，双方谈到印度支那问题。基辛格提及美越巴黎和谈，说有两个障碍阻止了和谈迅速取得成果：（1）北越要求以推翻南越西贡政权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2）北越拒绝同意在美国撤军时在全印度支那停火。基辛格重申美国的立场：只要北越同意停火、释放美国战俘、承认南越西贡政权，美国就可以立即撤军，结束战争。基辛格补充说：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作出。但周恩来并没有接受基辛格的建议而承担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他批评美国支持南越吴庭艳政权破坏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协议，指出美国应该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扩大负责。基辛格希望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维护美国的体面和尊严的解决办法。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把军队从印度支那全部撤走，就是体面，就是光荣。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1）美国，以及其他跟随美国向印度支那派遣军队的国家，必须从印度支那撤军；（2）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周恩来都立即飞赴河内，向越南领导人通报中美会谈情况，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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