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1942年我就开始涉足苏中美关系问题，那一年我被派往中国从事外交工作。在这前我在苏联外交部高等外交学校学习了三年。后来这个学校改名为外交学院。这个学校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和指示于1939年设立的，用来培养专业外交干部。在此之前，外交干部是通过知识班进行培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经过任何训练，不学习派往国的语言和国情便到国外上任。他们不得不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学习外交。诚然，全以代表，大使是由那些高级有受过全面教育的掌握外语的人材来充任的，但这些人在苏联外交界为数很少，屈指可数。至于中央外交机关和驻外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数未经过专业培训。因此，为了解决培养干部的这个任务，于1939年10月开办了高等外交学校。本文作者便出乎意料地成为第一批50名学员中的一名。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值得提一提。
为挑选高等外交学校朱这生，联共(布)中央干部局向全国各地派出指导员。他们不但到大城市，而且到边远地区通过地方党的机关从有文化的青年工作人员当中了解有可能被选的候备人员。我就是这样从阿斯特拉罕区(现为阿斯特拉罕州)的许多同龄人中被选中了，当时我在一所农村中学(现在是哈拉巴利市)教物理和数学。通过同前来阿斯特拉罕的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谈话我被联共(布)斯大林格勒州委推荐为预备生并经联共(布)中央批准。
在批准预备生到高等外交学校报到之前，我们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一名秘书同每一个学生进行了谈话。高等外交学校第一批50名学员在那里补次会面，其中大部分后来成了大使。在高等外交学校讲课的是国内的大学者。按一个小组子到了人给我们教外语。我和我的二个同学被安排学习中文和英文。我学习了三年之后，于1942年结束了在高等学校的学习(学习西语的同学早一年结业)并立即被派往中国工作，在中国我几乎连续工作10年，直到1952年。起初作使馆随员，很快长为二秘、一秘，然后任苏联驻兰州市代表，苏联驻北平市总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苏联驻沈阳(满洲或东北行政中心)总领事。
1952年由中国回国以后在苏联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任远东司副司长，研究远东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1955—1959年任我国驻美使馆参赞，从那里我又被派往缅甸任大使7年。1966年从缅甸回国以后在苏共中央驻外干部局作领导工作，有幸接触国际问题，首先是苏中美关系问题。通过这个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监督苏联外交机关、对外经济机关在国内外的活动。我在苏联对外友好文化协会联合会当了7年主席团副主席。这个协会像是社会外交部。从了解国际关系问题这个角度看，在这里工作使我了解到很多东西，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同许多外国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进行联系，同官方代表，更多的是同那些具有各种意形态色彩的社会政治界代表进行联系。
进入1980年，我退了休，转到远东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从而有可能在已出版的几本有关远东国际关系问题，主要是在苏中美关系史上起着特殊作用和——战期间和战后头10年的苏中美关系问题的书籍和文章中叙述我在外交舞台上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说实话，我的这些前期著作有不少缺点，而这些缺点是在“冷战年代”进行写作的其他苏联作者或多或少都有的。他们在严格的新闻检查条件下按上面给的意识形态框柜和其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进行写作。科研工做出现了新形势，这使我本人有可能接触了解很多原始文件，允许并促使我回过头来去研究我从前写的和其他国内外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中所涉及过的问题。
在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中，我把主要涉及亚洲和苏美中三角关系中“冷战”起源的问题作为本文的叙述课题。这是我在外交和科研活动中比较熟悉的问题。
中国的内战与苏联和美国的立场
中国的内战氢苏联和美国拖进了自己的漩涡中，急剧加剧了两国本来就够复杂的关系，常常把它们推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这使得远东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动荡到极限并在不小程度上促进了整个国际形势的尖锐化。这也使联合国的活动处于瘫痪状态，那里经常围绕“两个中国”问题进行着尖锐斗争，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白热化，达到爆炸程度。
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内战有着其他不良后果，包括经济性后果。问题在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允诺向中国提供全面援助以恢复和发展国家，两国政府间制定并协调了广泛的经济计划，其中包括为中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内战打断了这个计蚜的实施，把中国的经济推向更深的深渊，蒋介石政府被推翻之后美国断然拒绝了同大陆中国的任何联系并同其他西方大国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严格的封销，把以前指定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转向台湾。
因此，苏联不得不承担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经济援助，而当时的苏联要医治反希特勒战争带来的创伤，自己的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联的“报复”，因为苏联在中国内战中援助了中共，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方面显露出反对国民党、把满洲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并把满洲变为“革命根据地”的这样一条方针。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迫使苏联不顾同美国关系的恶化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帮助毛泽东夺取政权?苏联领导由国民党转向中共没有导致苏中关系的稳定。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蒋介石政府执行的是反革命政策，蒋介石是对日本的投降分子和美国人的傀儡。也可以这样说，美国极力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把中国作为反苏基地，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带有站在国民党一边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和反对中共的性质。
我不想争论细节，我只想请谈者注意以下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把蒋介石政府看作是主要的伙伴，该政府自1937年开始抗击日本侵略。同日本人作战的所有重大战役的担子都落在了国民党军队肩上。正因为如此，苏联对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的援助交给了国民党政府。顺便说一句，这种援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把日本可能用来对付苏联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日本曾想方设法竭力迫使蒋介石政府妥协，停止抵抗。不难想象，事态的这种发展对干中国对于我国将会是何种结局。日本人的有所建议都被国民党政府给予拒绝。美国试图把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置于自己的统率之下，但也未成功。蒋介石对于罗斯福关于此事的多次提议和任命史迪威将军为总司令的提议的回答是，要求史迪威立刻离开中国。（В•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人在华经历》，伦敦一纽约，1972年版，第637页；R•桑顿：《权力之争(1917—1972)》，布卢明顿——伦敦，1975年，第150—151页。）
还可以举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蒋介石不是什么人的傀儡或投降分子。诚然，这种评价是来自我国驻华使馆的消息。我记得，苏联外交部针对这种情况发来指示指出，使馆发来的消息带有强烈的成见，反映的仅仅是左派和极左派人士的意见，我们的使馆只局限于同他们的联系。外交部要求同中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包括同右派和左派的联系，在实施苏联政府的政治路线时要针对中派力量及其领袖和最坚定地主张抗日的蒋介石本人。外交部的这一指示把苏联驻华外交官置于困难境地。我们尤其担心的是，同“国民党左派”接触和联系会被解释成脱离“阶级立场”，甚至会引起可怕的怀疑。而亲政府人士，所有那些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稍加批评甚至不满的人或者对中共确切些说是对毛泽东的领导稍加批评的中国人都被列为“右派”。
苏联对华政策的目的有双重性，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它对我国驻华外交官的活动打下了自己的印迹。一方面是必须支持中国抗日并活跃中国战场。为此我们应当同国民党政府同整个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另一方面，莫斯科的目的保护中共并加强中共的地位。这两个任务很难结合在一起，因为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斗争首先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斗争是争夺国家的权力的斗争。正如很多中国人多次对我们讲过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的传统中，争斗的敌人中间从来没有过妥协，因为斗争通常是在一方消灭另一方时才能停止。美国人试图在重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和延安(中共领导所在地)进行调解，想担当中间人的角色，极力阻止双方进行内战，但一事无成。而莫斯科不想充当中间人，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极力通过压制国民党一方来防止内战。但是，这就破坏了我们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这就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苏关系的大概背景。（详见安•麦•列多夫斯基：《1937—1949年间的苏联、美国和中国》，“一位苏联外交官的日记”，《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5期，“外交官日记”，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1期。）
除此之外，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出现了许多其他问题和要求。大多数问题是苏联一方提出来的，而且形式都十分激烈。例如，我驻华使馆根据政府指出就中国很少放映苏联影片很少刊登苏联资料，限制发行苏联读物尤其是政治读物等问题表示不满。中国政府因而不只一次提出照会和抗议。在此还要指出，在中国广泛散发美国和英国的资料和影片。我们认为这是对苏联的歧视。中国当问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认为这些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考虑中国的同情，在中国中共进行着旨在推翻国民党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而苏联的宣传资料更加促进了国家形势的不稳定。另外，塔斯社、苏联通讯社的资料来得太史，十分粗糙，需要大量加工、译成中文等。因此，中国出版社愿意使用在当地加工过的英美资料。我们在大使馆工作，当然知道我国向中国提出的很多要求是站不住脚的。我记得，我国大使潘友新和新闻专员维诺戈拉多夫不只一次就此事写信给莫斯科。我国大使馆的资料加工人员仅有一名，而当时美国人从事此项工作的有一百多人。我们要求给我们增加1—2名工作人员，但莫斯科拒绝了。大使馆指出，苏联电影片对于中国条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些影片的宣传色彩太浓，而中国观点由于语言障碍看不懂苏联电影(在中国英语很流行，很少有人懂俄语)，苏联的新闻电影来得太晚，人们对它失去了兴趣。（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维诺格拉多夫于1945年7月2日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的报告，АВПРФ.ф.0100,оп.40,д.53,п.251,л.1-12;苏联驻华代办Т•ф•斯克沃尔佐夫给洛佐夫斯基的信，АВПРФ.ф.0100,оп.32,д.48,п.236,л.12-13.潘友新关于苏联图书和电影在华受歧视的报告，АВПРФ.ф.0100,оп.25,д.9,п.236,л.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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