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日战争到战后和平
在从对日战争到战后和平的过渡阶段上形成了苏联——中国——美国三角中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按罗斯福和世界其他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想法，“中国桥”应当是苏联和美国在远东的联系环节。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我想谈一谈在破坏“中国桥”方面我认为起着主要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这就是日本投降之后在华北展开的事态和苏军解放满洲后的满洲事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华北立即爆发了国民党和中共争夺重要性仅次于满洲的中国的这块地区。蒋介石命令日军指挥部不得向共产党投降，要望在他们占据的阵地上直到中国政府军的到来。包括中国战区在内的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平等克阿瑟支持这道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部拒绝服从这一命令。但中共的军队未能摧毁日军和夺取日军占领的城市和各地阵地。蒋介石把保卫中国南方和两南方的防止日军进犯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大量调往北方地区。
1945年9月—10月间，美国军队总数近10万人在中国领土登陆。他们的陆战队部署在靠近沿海的大城市。美国军队把通往华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地处华北的煤矿、电厂和大城市生活供应设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除此而外，驻华美军开始援助国军，帮助他们从南方往北方调动。中共领导命令自己的军队坚决反击国军的调动并以此种方式确立中共对尽可能多的华北地区的控制。结果是双方军队展开了交战。
重庆开始的谈判进程“空转起来”，没有一个实际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到了1947年年中，谈判彻底破裂，代之以全面内战。
随着前边提到的谈判的“空转”和华北战事的激化，中共领导开展了广泛的反美运动，在“美国老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下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与此同时，指责美军直接参加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进犯中共的“解放区”，火烧中国农村，屠杀成千上万的居民甚至不放过妇女和儿童，美国飞机轰炸扫射城市。
在苏联在华军事专家看来，美国军队驻扎在中国领土上没有直接构成对苏联的严重威胁，我们的远东世界受到海军基地旅顺口的可靠掩护。但是，美国军队对中共则构成威胁，它有可能介入军事行动，这就是促使苏联领导坚持要求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主要原因，苏联在于1945年12月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问题，不顾美国人、英国人的反对，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中国社会公众在很多城市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除了“解放区”)，在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情况之下讨论了中国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莫洛托夫的要求通过了关于美国和苏联尽快从中国(满洲)撤军的协议，以及停止中国内战和使这个国家民主化的协议。这些决定，一方面符合中国人民本身的意愿和利益，从另一方面讲，讨论中国问题并做出关于中的决定，却不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同意，甚至不同他们进行协商，更有甚者，不考虑中国合法政府的利益，不会在中国广大的社会政治界得到赞同，不可能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因为他们的命运仍然望大国来决定。
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政府利用联合国讲台和其他国家集会场所，抨击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特别是在美军驻华问题上的政策。每次联合国大会总是以苏联代表团同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为开始。在美国本国也有不少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拥护美军撤出中国。美国报刊谴责美国士兵对中国人的行为，对妇女的放肆粗暴行为、强奸事件以及美国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后特有的许多行为。但是，延安宣传机构所散布的指控却深刻“判伤”了美国的社会公众。延安指控美军进犯共产党占领区的农村，大规模地野兽般地摧残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居民，用飞机轰炸扫射居民点。美国人认为这样的报道是侮辱性的捏造。
但是，中共领导人在同我们，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秘密谈话中不只一次地说过，美国军队没有进行过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作战行为。例如，周恩来和新四军副军长王若飞于1945年10月5日在同彼特罗夫大使谈话时声称：“在估计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排除他们直接参加内战的可能”。（周恩业和王若飞于1945年10月5日同彼特罗夫的谈话记录，见АВПРФ.）在彼特罗夫和武官罗申于1946年10月26日(当时正值内战的白热地时期)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周恩来在回答关于美国人的行为的问题时说：“美国参战的情况很少，除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规模冲突以外没有其他战斗。美国飞行员或其他兵种的部队直接参战的可能极少。”（АВПРФ.ф.0100,оп.34,д.21,п.253.л.203-212.）
有鉴于此，我想把我的亲眼所见介绍给读者，引用一些对研究人员和有关读者可能有益的文件，以便更为客观地评价日本投降之后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所发生的事件。
首先应当谈几句赫尔利和马歇尔的在华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之间，苏联工作人员和美国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官方的和个人的良好关系，我们交换有关中国和世界局势的信息，来来往往互相作客。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这种关系的性质也未完全丢失。同1944年来华的赫尔利将军建立了良好的接触。他是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一段时间之后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我们同在赫尔利返美之后于1945年12月底来华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带有十分友好的公务性质。赫尔利和马歇尔常来我们大使馆，同我国大使进行十分坦率地谈话，谈话内容下面我要讲到。我本人有幸参加了这引起谈话，在美国人、中国人和外交使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也同赫尔利、马歇尔会面交谈。
赫尔利和马歇尔在同苏联代表谈话时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和总统给他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使用政治手段，通过谈判在相互让步妥协的基础上力求调解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隐满，美国支持在中国保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但认为应当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必须把中共代表和其他反对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安排到政府成员中。但条件是政府中的领导作用应当保留给国民党。他们对蒋介石持批评态度，但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用另一个政治人物代替蒋介石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中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满意蒋介石，甚至不反对把他赶下台。但是就是这些人也不得不重视他。他们认为，没有蒋介石，各军阀、政治集团将会相互混战，中国将垮台。赫尔利几次去延安同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谈判，试图使他们认清中共同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打消他们的顾虑，即如在地区划分、政治和军事(共产党保留所有的武装力量)等问题的要求上向国民党让步，共产党会被消灭。赫尔利说，可以制定某种办法来保障共产党免除这种危险。
蒋介石也表示了这种想法。赫尔利在延安的谈判中成功地制定了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毛泽东在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也签了字，写上“证人”二字。但是，当赫尔利把文件带给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却拒绝签字。他说，文件中规定建立联合政府的这一条不能接受。因为在同毛泽东谈判时有一个问题未得到解决，那就是战后对全国的武装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编和缩编，中共部队在整编和缩编之后保留一定的自主权，联合武装力量归统一的最高司令部指挥。
赫尔利和毛泽东达成的协定遭到了失败，这激化了中共和国民党的关系。赫尔利挽救局面和恢复谈判的进一步努力未取得任何结果。赫尔利既同国民党吵，又同共产党吵，还同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吵，他指控他们破坏他的使命和美国对华政策。赫尔利离开中国而去并拒绝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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