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批评仅仅是搬倒马林科夫的手段呢，还是反映对教条原则的真正忠诚呢?至少就赫鲁晓而言这个问题尚不清楚。然而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在1955年2月把马林科夫从国家首脑的职位上驱赶下来，但他又把莫洛托夫推出外交政策领域，这说明他对他曾在不久前批判过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持有相同的估计。1955年6月赫鲁晓夫作为苏联代表团实际上的领导人参加的东方高峰会议也表明这一点。
在高峰会议期间，在二战中的两位著名军事将领艾森豪威尔和苏联国防部长乔尔吉•失可夫元帅之间进行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谈话。当时仅有苏联翻译特罗雅诺夫斯基在场。此人对核武器的威力都有清醒认识。艾森豪威尔首先说明他是多么担心核军备的增长，强调说：“现在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先前正确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现代条件下用原子弹和氢弹进行的战争比以往所有的战争都更加残酷得多了。朱可夫表示同意，并说他个人已经看到这种武器是多么可怕。(1954年9月，朱可夫在托科耶主持了在南乌拉尔地区进行的一场军事演习。演习中用飞机投下一颗20千顿的原子弹，旋即44，000名士兵在试验现场进行了一场摸拟战斗，所在“趄实条件下摸拟核战争。)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既使科学家也不知道，如果在一个月时间里爆炸200颗氢弹，如果条件有利于核烟尘的扩散，将会发生什么。”失可夫在回答中强调他“个人主张禁止核武器，并说，‘如果在战争最初几天美国在苏联投下300—400枚原子弹而苏联以牙还牙的话，那么谁也不能想像大气层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已成为杰出政治家的现实态度和责任感令人震动。当然，失可夫无疑是在赫鲁晓夫的允许和建议下说这番话的。
由此人们可以推断：物理学家们的警告已达到其目的了。多年后，赫鲁晓夫回忆到，日内瓦高峰会议“再一次使我们确信，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临战状态，我们的敌人如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也害怕我们。”
无疑，在苏共20天采纳的文件中，由帝国主义和新的“战争贩子”的侵略性进攻行动所导致的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主题已经为“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和平共处”的主题所取代。”
在其后多年里，库兹托夫出于对热核战争的威胁的深切忧虑，继续努力使该国领导集团了解核危险。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到，”早在1957年，库兹托夫就建议……我写一些关所谓的清洁炸弹的放射性的危害的东西。”
萨哈罗夫的调查加深了对大气层核试验给今天乃至将来数代人所带来的极端危险性的理解。他估计每百万吨级的核爆所产生的放射将会在其后数千年间使近万人受害。在文末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创见的建议：“停止核试验将会直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减缓国承紧张局势的核战争的危险，而核战争的危险是我这个时代的根本危险。”
甚至在这篇文章于1958年6月在一家科学杂志上发表之前，萨哈罗夫就又一次应库察托夫的建议为广大读者写了另一篇关于大气层核试验的危险的文章。为了让外国读者看到这篇文章，论文被翻译成世界各主要文字，并由多家散布与境外的萝联杂志发表。在此人们会再次感觉到这是库察托夫有目的活动，但尤为重要的是，甚至赫鲁晓夫本人也卷入这项活动。正如萨哈罗夫所回忆的：“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了我的文章的发表。库察托夫就此事与我讨论过两次，并向我建议进行一些细微的编辑上的改动。……赫鲁晓夫在4月底同意了修术稿，它们立即交到编辑手中。”
1958年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单方面停止核试验。这一行动不仅受即时的政治考虑所影响，而且受到苏联原子物理学家们的考虑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库察托夫在距其突然去世三周前的最高苏维埃会议(1960年1月15日)上所讲的话应被理解为对苏联领导人的紧急呼吁。他当时表示他“深信并完全了解苏联人民和政府愿为人类福祉而利用”原子科学的成就。 但是，随着苏联的导弹军备不断增长和发展，核武器越来越突出地成为苏联霸权外交中带有威胁性的成份。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高潮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莫斯科警告英、法领导人，如果他们不将其军队从埃及领土上撤走的话，将无法对付苏联导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事后骄傲地谈及耀示核武力所产生的良好效果。1957年6月24日的苏共中央委员全会上，米高扬在其讲话中回顾说：“我们强大到是以能驻军于匈牙利，并能警告帝国主义者们：如果他们不在埃及停止战争，就会导致我们一方使用导弹装备。所有人都承认，靠这种办法我们决定了埃及的命运” 赫鲁晓夫认识到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核大国，这使得苏联领导人不禁想顽一些有时会十分紧张的游戏，而且还使他们发动了危险和无情的冒险。最惊人的例子是将世界带入热核战争边缘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至此时为止，赫鲁晓夫已经知道，原子弹也是一种斗争中的潜在力量。1953年6月26日见贝利亚的被捕，以及一星期后召开的处理“贝利亚问题”的苏共中央特别全会都表示，在苏联领导人眼中，核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讹诈和权力斗争中一种新的，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的政治法码。
在1953年7月全会上的“揭露”贝利亚的过程中，在三位最高领导人马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的安排下，控诉人中有下列苏联原子计划执行者和贝利亚的直接下属：中等机器制造部长和副部长马里舍夫和扎文尼亚琴。马里夫从三名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政治提示，于是在他在全会的讲话中为贝利亚组织了下列罪行：“他未经通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就在所有的重要决定上签下自已的名字，例如1953年的一份工作计划，这份计划是为一个搞原子弹设计的研究和发展机构而拟定的。……他利用其居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有利条件，向政府隐瞒这些决定，并一手加以签署。”
扎文尼亚琴紧接补充说：“试验氢弹的决定没有报告给政府，也没有报告中央委员会，完全是由贝利亚一手决定的。“扎文尼亚琴甚至在其以前的上司在原子计划中的作用上也攻击了一番：贝利亚名为组织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顽固官僚。……作出决定的过程往往被拖延达数星期乃至数月。”马林科夫在在份脆弱的政治判决书上定了调子，并归纳了各种指控。用他的话说，贝利亚“使自已脱离他人再开始行动，在中央委员会的权限问题上轻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比如，在没有通报中央和政府的情况下，他作出组织氢弹试瀑的决定。”
除了其他强加紧贝利亚的所谓“阴谋计划”(包括在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以及与铁托的南斯拉夫秘密勾结)之外，对贝利亚“使自已凌驾于全党之上”并摧毁之的指控成为1953年11月对贝利亚的判决和处死的基础。在权力斗争中，对贝利亚作为原子计划主持者的抵毁令人匪夷所思，但却是十分有效的。实际上，贝利亚不仅是苏联原子计划最高首长，也是苏联曾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成员，是统治苏联的三驾马车之一。这使在整个苏联原子计划中享有异常充分的权威。而且，据许多参加苏联原子计划的老资格成员说，贝利亚这个“顽固的官僚”对原子计划的各项工作总是及时给予有力的推动和良好的条件。倒是莫洛托夫执掌权柄的时候，苏联核计划的各项重大任务是几乎没有迅速完成的可能性的。 最后，马林科夫和扎文尼亚琴对决定核试验指控也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从贝利亚被捕到苏降底成本第一个氢弹装置试爆尚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不是贝利亚，而是他的指控者决定批准进行核试验。
贝利亚被捕后，苏联原子复合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宠儿(一份官方文件如是称之)，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防部防卫和控制。但是，这交没有使戈尔巴乔夫在贝利亚被指控30年后发生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日子里不再搞那种传统的共产党式的翻云覆雨：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奇怪的指控：“所有情况都对中央委员会保密。中央的官员不能过问这方面的事。甚至(核电站的)选择问题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由核武器所决定的优先权在赫鲁晓夫的上升和与老战士的斗争中扮演了特殊角色。1954年3月的插曲已经提到过了。当时赫鲁晓夫因马林科夫关于热核战争来临时“文明的终结”这一提法而将后者置于他的尖锐批判之下。赫鲁晓夫在争论中站在莫洛托夫一边，然后又在莫洛托夫的支持下把马林科夫遂出外交和国防政策领域，宣称他是“一个坏共产主义者”，“缺乏坚定性，”“跌倒在外部影响之下。”
在把马林科夫推下深渊之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抵毁莫洛拖鞋人。他继续在核武器的“主题”下指责他的对，这一次是说他的保守性和教条主义“偏差”。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选择了赫鲁晓夫一个月前对《纽约时报》的一段谈话作为其攻击的目标，这段话是：“就国际紧张局势而言，在更明确的意义上，其关键分析最后实际上在于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莫洛托夫承认苏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核强国，并由此得出符合党的正统但与赫鲁晓夫的说法相反的结论—在依靠这种核力时的同时，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莫斯科“必须特别注意扩大资本主义阵营中每一次摩擦，每一次不和，第一个矛盾，以削弱美国这个所有帝国主义大国中的最强大的国家。”
在对莫洛托夫的一次回击中，赫鲁晓夫的盟友阿那斯塔•米高扬称莫洛托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并强调说赫鲁晓夫的断言“在 本质上是正确的，并且是与已被接受的中央委员会决定相符相称的，”因为它表明：“要战争还是不要战争的问题取决于两大辽营拥有氢弹的两个最大的强国。”米高扬继续声称反赫鲁晓夫(即“反党”)集团否义这个基本事实，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紧接扭转我们意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外交政策。”
赫鲁晓夫戏弄了他的竟争者。马林科夫对核危险的估计象是暗夜中的一声绝响。与他不同，赫鲁晓夫在其权力斗争中的战术行动中，热练而搪二连三地利用了苏联原子计划的进展和整个核问题。而且，他发展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新的战略概念，并成功地使苏共20大对予以赞同。这样，赫鲁晓夫关于两个核大国的大胆断言就作为党的新路线被加以保卫。尽管这一断言实际上承认了马林科夫的提法，但赫鲁晓夫却在政治上只赚不赔，因为他没有把热核战争的威胁作为苏美两家为世界命运而共同承担的责任加以强调。
在核时代的最初十五年中，苏联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子弹一出现，斯大林就很快感到了这是一个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事实，由此迫使他在一个被第三次世界大战揉躏过的国家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建造自已的原子弹。斯大林死后不久—实际上与美国领导人在同一时刻，苏联政治家认识到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人类全面毁灭的威胁。
然而，对类在核时代所面临的危险并没有感到减弱，反而加剧了这两大强国的对抗。核导弹力量的竟赛和对落在对手后面的恐惧使常识满怀泯灭了。只是在1962年古马导弹危机中，最后关头的摊牌才使双方清醒下来。
正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全球性观点才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苏联方面，政策由为不可避免的新的世界大战作准备转向建立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持久和平关系。新材料显示，在那个时期苏联领导人明白过来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核武器的设计者本身，这当中首先是伊格库察托夫。
在其后包括核军备竟赛，苏美军备控制谈判以及最后的“新思维”的二十年中，并未能50年代的政治家们原则上已经懂得的东西增添什么。尽管已经在新的武器系统上已经耗资甚巨，尽管政治联盟间的纵横捭阁在无休止地进行，尽管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核时代的来临而使人类必须首先面对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些问题还将延续到我们的未来。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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