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 (尤其是美国学术界) 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统学派” (The “Orthodox School”) 或“传统学派” （“Traditional School”）。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 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 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 (The“Lost China” Thesis) 在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 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了重要注脚。
进入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当时以汉斯•摩根索 (Hans Maugenthau) 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地位如日中天， 这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权力”(power) 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中本应包含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层面的内容 （亦即“软权力”方面的内容）；而冷战中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并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基本原因。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60年代后期，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受到了当时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精神骚动的渗透与影响，新锐学者将对于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悉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不够精细。 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性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 (The “Lost Chance” Thesis) 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中美缓和的发生，并同冷战研究中修正派向正统派提出挑战的大背景相关联，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 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们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 论同 “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 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在重建“历史事实”之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外政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 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都对冷战的发生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在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国际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象和目标才获得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的深刻影响。由于在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们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 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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