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
众所周知，冷战在国际政治斗争层面的基本特征，是发生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持续对抗。然而，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绝非无足轻重；在冷战发展的一些关键点和关键问题上，中国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在这方面，美国政治学家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冷战期间，中国是处于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唯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
中国在冷战中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巨大幅员和人口——中国这个在世界上人口占第一位和幅员为第三位的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演变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绝难予以忽视的因素。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之际，美国便立即感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面对来自中国、朝鲜、越南及其他国家革命力量的一系列挑战，美国决策者的反应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 的制订与实行，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对于国家资源规模最大的全面动员。 从政策与战略发展的逻辑来看，美国正是以“反卷”(roll back) 来自“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威胁”为目标（或借口），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从而在与“苏联及共产党国家集团”的对抗中过度扩展了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战略义务，大大削弱了自身战略态势的纵深，并破坏了自身全球战略地位的平衡。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分裂与中美缓和的发生，情况完全倒转了过来。由于必须在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同时与中国为敌，苏联的战略态势中出现了不断过度扩展的现象，造成了自身政策/战略目标与资源攫取能力之间的高度紧张。这一点，为苏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最终解体留下了重要的伏笔。
然而，中国在冷战中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改变了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决心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全面挑战的“革命国家”的崛起， 改变了冷战的基本走向，使得冷战双方实际交锋的焦点由欧洲逐步转向亚洲。由于这一转变，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成为冷战实际上的主要战场。但值得深思的是，全球范围的冷战也因此而获得了能够保持为“冷战”、而非转化为“热战”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全球范围的冷战正处在关键性的转折关头。1948-49年，发生了美苏对抗的柏林封锁事件；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这两个重要事件结合在一起，对美苏两大国的整个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提出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严重挑战。如果两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坚持推行以追求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为目标的战略，而双方的摊牌又发生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野已经明确划分的欧洲的话，冷战便极有可能会演变为一场涉及使用核武器的灾难性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美两国决策者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亚洲。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由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东亚地区已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在此基础上，双方在分工合作、推动革命的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协议：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其主要的任务在于领导全局并同时着重推动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将在推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亦即“东方革命”）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正是在执行上述分工协议的过程中，中国从1950年年中起，对正同法国殖民者进行着艰苦卓绝抗战的越南革命力量提供大量援助，并向越南派出军事和政治顾问团。1950年10月，当朝鲜战争发展到一个关键性时刻、美国和联合国军队步步逼近鸭绿江之际，中国领导人又作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重大决策，从而使中国站到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第一线。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实际重心持续东移，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关系几度达到战争的边缘，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正是在这一错误认识主导美国决策者战略思维的大背景下，美国从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热战”，导致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了东亚地区。
然而，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和东亚地区“热战”局面的存在发展，却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将这一地区转变为美苏两大国之间事实上的“缓冲地带”——由于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而使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机会和可能性大大减少。一直到70年代初，当美国最终退出越南战争的时候，这种东亚地区的“热战”成为阻止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冲突能量积蓄 “缓冲阀”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美苏两大国已开始了建立“缓和”（Détente）体制的努力，并在限制核军备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从而决定性地限制了它们之间以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性摊牌”的危险, 也进一步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
就对冷战性质的影响而言，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崛起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双方关于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力量交锋的基本认识，因而使得冷战时期本来便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冲突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更大制约和影响。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有必要对40年代末的中国与苏联作一些比较。当时，毛泽东的中国比之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具有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和革命理念的国家。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全力推动对俄国国家与社会改造的同时，苏联又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统治当作自己神圣的国家战略目标，因而成为一个典型的革命国家。然而，这种情况到40年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苏联已从追求世界革命的国家政策目标后退了一大步的话；那么，1945年2月苏联同美国达成雅尔塔协议，又表明苏联已向着完成自身由“革命国家”向“常规国家”蜕变的“社会化”进程走出了一大步。 尽管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在自己的言辞中仍然常常强调国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但就苏联国家的国际定位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而言， 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全面包围并被完全排除在现存国际体系之外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作为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受益者，苏联已日益成为战后世界大国俱乐部的一员，在自身革命性消褪的同时，也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成为一个越来越倾向于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正如著名学者马斯特尼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斯大林有着意识形态上的诉求，但对他来说，革命已经越来越成为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不再是一种目标。”
中国的情况则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便是冲击和打破雅尔塔体系的结果。当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亦即同旧中国的外交遗产彻底决裂）以及“一边倒”（亦即在国际政治对抗中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原则。 自建国之初起，新中国便通过质疑并否定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同革命中国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的合法性， 而对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由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提出了重大挑战。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着自己特殊的语言、理论与逻辑，并受到自身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深刻制约。 新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些革命性特征， 同当时冷战的实际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转移的趋势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对冷战的整体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大大加强了意识形态因素发生作用的空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冷战的性质（尤其是前期冷战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冷战的参与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所决定的。
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的崛起，还在全球冷战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之间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纽带，将这两个在战后世界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以特定的、若非中国参与便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了起来。同在沙俄帝国废墟之上建立的苏联很不相同，中国是一个在近代历史上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辱之害的东方大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当作革命最重要的目标。4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强调指出，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存在着主要由非西方“受压迫”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所构成的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要想对苏联发动进攻，就必须首先建立对中间地带的控制。 鉴于40年代末东亚地区在整个“中间地带”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毛泽东的理论实际上已将亚洲定位为冷战的主战场之一。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后，便立即宣布，新中国作为“中间地带”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天然盟友，将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支持它们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这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推动非西方世界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及其他革命运动的发展，打破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战局占统治地位的现存国际格局，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就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深层影响而言，新中国通过自己反帝反殖的政策行为大大加强了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同原本完全由国际阶级斗争理论所主导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构成。这样，由于新中国的作用，在风起云涌于非西方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两种历史性发展之间搭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其结果，又使得全球范围的冷战成为一种超越纯粹东西方冲突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中国在冷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是说中国在冷战中的总体地位甚至超过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尽管中国是冷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要角，但它影响全球问题和国际事物的能力及意愿不能不受到自身技术经济条件落后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更重要的是，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物的行为还受到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中国中心主义” （Sino-centrism）因素的影响——从50 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基于革命理念并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闭关锁国”政策，同外部世界只存在着极为有限的联系。因此，在冷战的全球性格局中，中国只可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同东亚地区及中国本身有着紧密关系的那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和苏联则在冷战全球格局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然而，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比之（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国际）权力的多样化对于冷战的发展进程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确实，冷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恰恰在于，在格局上对它并不能够简单地以“两极对立”予以概括，在结构上则必须承认它具有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参与冷战的每个行为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为冷战的发展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正是从所留烙印的深度来看，中国在冷战发展历史上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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