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由陈毅通过英国人所转达的警示性信息究竟对约翰逊政府在对越南战争升级上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是我们根据目前所能获得的文献资料尚难以回答的问题。也许，正如一些研究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1965年春夏之际，约翰逊本人实际上已经决定，对越南战争必须升级，但这种升级又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然而，来自中国的警告对于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对于升级速度、规模以及实施方式的考虑却肯定是有影响的。当约翰逊作出同战争升级有关的任何一个具体决定时，他不能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中国可能对此作出的反应，以及不因己方的某些激烈行动（例如，如同一些美国右翼政客所竭力主张的那样，轰炸中越边境中国一侧的战略目标或使用美国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而使北京产生误解，进而将中国“拖入”同美国的直接冲突。若是这样做的话，美国恐怕又会面临或者被迫使用核武器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再次遭致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在错误的时间与地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局。在没有援引1965年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的情况下，美国最负盛名的越南战争史家赫林 (George Herring) 便曾指出，1965年夏，“当约翰逊总统和他的文职顾问们”作出越战升级的决定时，“使他们持续感到担心的，便是对于越南北方的直接与全面的进攻可能导致中国的干涉”。 根据曾对美国作出直接参与越战的决定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卡欣 (George McT. Kahin) 的看法，约翰逊政府对于中国大规模干预越战的危险性“极为关切与重视”，“有关档案资料表明，约翰逊当局不仅对“美国的过激行动有可能刺激北京参战的可能性深感忧虑，并深信这种忧虑是有道理的”。 由此看来，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在限制越南战争升级规模上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进而阻止了中美两国卷入另一次直接军事冲突。
这里所讲述的，又是一个在以往关于越南战争的“大叙事”中未被包括进去的故事片段。在中国国内的有关研究中，人们提及最多的是周恩来通过阿尤布•汗总统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的片段，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来龙去脉却很少涉及。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越战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对此也多半或根本没有涉及或语焉不详。即便在当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著名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惠廷的有关论述中，对于这一段重要历史也只是从侧面有所涉及，而对周恩来1965年5月通过阿尤布• 汗传话和陈毅1965年5月底通过英国驻华使馆传话这两个最重要的事件，却完全没有提及。 由此看来，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示性信息，是一个在华盛顿只有极少几个人知道的最高机密。 它始终未被泄露给公众和舆论界。甚至在中央情报局于1965年6月9日完成的一份题为《中越限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行动的努力》的绝密报告中，对周恩来通过阿尤布•汗以及陈毅通过霍普森一事也完全没有提及。来自中美两方面的新资料，使得我们对1965年春夏之际中美两国实现相互信息沟通、以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努力，有了新的了解。
在中美两国实现沟通的努力中，十五年前朝鲜战争的历史经历对双方都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参照作用。从一开始， 中国领导人在发出对美国的警示性信息时，便一再明确地将当时中美两国在越南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同1950年10月两国处理朝鲜问题时的经历与经验联系起来。从信息的设计（尤其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四句话的设计），到信息提出时机的确定，再到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中国方面都考虑到了朝鲜战争初期信息传递失败的经验，因而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美国领导人在解读来自中国的警示性信息（尤其是陈毅通过英国人所转达的信息）时，也始终未敢忘记朝鲜战争初期因未重视中国的警告而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那段历史。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方面最重视的，是从信息设计到传递的各个环节，强调己方“言而信、行而果”的能力与决心。美国方面所最关切的，则是发掘中国方面的信息在各个层面的所有含义。所有这一切，对于信息传递的成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我们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1950年中美两国信息传递失败的先例，恐怕1965年两国间的特殊“信息传递”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对这段历史的探讨还揭示，意识形态与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构成国际军事冲突的必然理由和条件。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是一个在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对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合法性不予认同的“革命国家”，两国间确实在意识形态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利益界定上存在着尖锐分歧。在两国关系的实际运作中，这种分歧又因双方在历史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而变得更为深刻，也更难以掌控。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在处理朝鲜危机时走上了兵戎相见之路，并在50年代处理台湾问题时几次濒临战争的边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因这些因素便不可避免。就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差异对政策与战略层面的具体影响而言，美国之所以会在1950年10月忽视中国的警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决策者出于肤浅的“美国优越感”，根本未将新中国当作一个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对手来对待；在美苏对抗的全球冷战中，美国决策者也根本不相信新中国是具有自身独立意志和行动能力的国际关系行为者。这种情况，随着中美全面对抗的延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60年代中期，当美国在为自身对越南战争的干预寻找合法性依据时，仍然强调这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势力与影响”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扩张”的需要。但在这样做时，尽管从构成政策背景的语境及关于政策合法性的表述来看，“反对共产主义”仍然占据着美国战略考虑的中心位置，但就美国战略与政策的实际含义而言，美国为自身亚洲政策所设定的主要战略对手已不是苏联，而成为“共产党中国”了，并导致了当时为人们讨论很多的美国“战略中心由欧洲东移”的趋势。但正是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造成了美国全球战略态势本身的内在紧张，也使得约翰逊这一代的美国决策者，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比之杜鲁门那一代对“中国及其力量”有着更多的尊重，也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表现得较为谨慎小心。 正是新中国力量的不断崛起，构成了中美两国能够在越南战争初期实现“信息传递”的又一重要的背景性条件。
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也对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助益。正如人们所熟悉的，在冷战结束以及前苏联瓦解后的十年里，中美关系在总体上平稳发展的同时也一再出现紧张。在诸如人权、知识产权保护、武器扩散、贸易逆差以及台湾等问题上，双方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各种分歧。在双边关系中，甚至发生过诸如1999年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误炸”事件和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和中国空军战斗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的撞机事件。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造成或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疑虑、反感、误解和恐惧。在美国，有关“中国威胁”的喧嚣因这些事件而不断发现了适合其发展的机会；而在中国，人们则因这些事件而越来越感受到美国人的傲慢及对中国的偏见。如何使中美两国能在21世纪的条件下——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世界上——和平共存，是中美两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而鉴于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事务中所占据的关键性地位，对这一挑战的应对，不仅将关系到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本身，也势必会影响到人类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命运。 中美两国在越南战争初期成功地实现“信息传递”的故事可以在这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如果说，当冷战高潮年代中美两国仍长期处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时，两国间尚且能够通过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而避免了相互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发生的话；那末，在进入21世纪时，当两国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利益重合与交叉、并越来越感受到“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时，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两国间的种种分歧会使得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呢？
作者：陈兼是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历史系教授。James G. Hershberg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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