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美国政府与德王短暂的调情没有产生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可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蒙古问题并未终结。当中国共产党以超乎任何政治预言的速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决策者开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情结。他们认为蒙古问题是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诸多“自然冲突点”之一，迟早会造成这两个欧亚共产巨人之间的裂痕。为促成这种发展，美国政府做了种种努力，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①本文对战后初期美国卷入内蒙古问题的探讨，或许弥补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史尚缺的一页。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是多层次的。美国对华政策主旨在于赢得对苏联“共产党集团”的竞争，这个政策大大超出了国与国外交的范围。美国不仅插手国共之争，而且染指内蒙古民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美国来说，对抗苏联的“集团间”的斗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对中国的“国家间”的外交，对国共“两党间”的干预，在蒙汉“民族间”的游移，都不过是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到了1949年末，美国在中国这个竞技场上败于苏联，究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把自己的政策与被中国革命淘汰的国民党政权拴在一起。美国人在此期间与内蒙古各派有限的接触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
对美国“冷战边疆”的开拓者来说，内蒙古始终是一片掀不起“淘金热”的政治荒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内蒙问题上的卷入之深，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个现象不仅表明了战后美国在东亚影响的继续膨胀，也显示了中国自身尚未解决作为“民族国家”的治权问题以及中国边疆民族对中国分离的政治取向。有论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气候有利于以“族群”(ethnicgroup)或民族为单位的“民族自决”，结果是一些欧洲老大帝国裂变为多个民族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潮流则是殖民帝国在亚非地区的解体，结果是在亚非出现多民族的新兴独立国家②。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发展或解决，除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与国际政治大气候也有密切关系。以蒙古为例，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离正式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外蒙分治实际上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蒙故事没有在内蒙重演不仅因为中国此时的内聚力远强于三十年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没有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主题。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斗争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双方至少在公开外交上都是强化而不是削弱现存国际秩序中的“国家”“主权”概念。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独立于中国的另一面是支持中国对内蒙的主权。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溃败以前，美国在中国抗衡苏联的政策也不能不以维护中国政府主权为出发点。即使在1949年以后，美国政府出于对苏国际斗争的需要以及对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顾忌，依然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的“冷战道义”立场。加上内蒙各政治派别的纲领不一实力不明，这些因素导致美国政府对内蒙自治的持续冷漠，使内蒙古的任何分离运动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利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政府从1945年到1949年的“内蒙古外交”，是内蒙古民族问题继续在中国“内政化”的历史条件之一。
《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作者刘晓原，助教授。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
(责任编辑：王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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