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约作为苏联集团与北约相对立的组织在1955年建立，它的成立一直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为什么是在北约成立6年之后？这时东西方的关系正有所改善而不是恶化，战争的威胁正在减退而不是加强。这个新联盟一旦发起，为什么它没有马上成为军事实体而要等到几年之后？苏联对华约的期望是什么，结果又如何？
尽管对现代人来说，苏联的外交政策很明显在1955年改变了，但在那时莫斯科政治和军事的相互影响却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从那时起无从捉摸。这么大的联盟的建立是政治运动还是军事行动？它与当时克里姆林宫正在进行的权利的斗争有怎样的联系？是一种连续政策的结果还是各种政策相斗争的结果？形成与北约相敌对的联盟是利用这个机会突破东西方对抗呢还是加剧了相反的效果？（1来自苏联档案的内部证据表明，出现这样的机会比实际的更显而易见。整个冷战中被认为是错过的机会，有关论述见Deborah Welch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有关1952年3月可能存在的机会，Rolf Steininger在他的书：The German Question: The Stalin Note of 1952 and the Problem of Reunifi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对各种争论性的解释做了比较，同时见Gerhard Wettig, “ Die Deutschland-Note vom 10.März 1952 auf der Basis diplomatischer Akten des russischen Auβenministeriums: Die Hypothese des Wiedervereinigungsangebots”, （德国档案），26（1993）786-805页；有关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见John W.Young, “Cold War and Détente with Moscow”, 载 John W.Young主编的：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hurchill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1951-1955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p50-80, Vojtech Mastny, “ Missed Opportunities after Stalin’s Death?”, 提交给1996年11月12日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The Crisis Year 1953 and the Cold War in Europe”，后作为论文 “Promrněné příležitosti po Stalinvě smrti?”发表在Soudobé sĕjiny[Prague]4,no.1(1997) pp.64-74.）
考察公开的可利用的证据已经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华约是苏联对北约吸纳德国的回答，是莫斯科构架了一个新的机构来整顿难驾驭的东欧盟国的纪律，这些看似有理却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解释。(2最早解释华约起源的见Robin A. Remington, The Warsaw Pact: Case Studies in Communist Conflict Resolution. (Cambridge, Ma: MITPress,1971),pp11-27, 和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The Past”, 载Robert W. Clawson 和Lawrence S. Kaplan主编的：The Warsaw Pact: Political Purpose and Military Means.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982), pp.67-91.) 仅有从苏联内部泄露出的一点证据显示出克里姆林宫在那些日子里的不和，但还不足以解释它的性质和后果。(3除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193-5, 还特别包括波兰叛逃者Seweryn Bialer关于1955年7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证言，发表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29, session of 8 June,1956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7), pp.4389-92.) 直到苏联解体，允许接触到部分有关的档案，使得原来的证据有了大量原始文件做补充。苏联外交部在筹建华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的记录表明华约联盟的性质是作为政治保证而不是军事保证。除此之外，前东德和捷克的记录也使我们能够描述一幅比从前更清晰的图画。(4这项研究使用的档案目录，见后。)
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
1949年4月北约成立，当时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势力集结成联盟对抗北约。他显然还满足于自二战以来通过双边互助条约编织起来的网，这张网使得东欧附从国的军事潜力任由他支配。(5 Piotr S. Wandycz, “The Soviet System of Allianc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16 (1956) pp. 177-84.) 从情报中，他不仅知道北约从成立到以后的几个月并没有从物质上提高西方对手的军事能力，并且对任何机构式的协议有种不信任，因为这有可能使他的外部附属国获得伙伴地位而不是从属地位。
这种不信任导致斯大林在1943年取消了共产国际，同样说明了它的后继者共产党情报局逐渐消失的原因。也就是刚刚过了三年，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作为对美国推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回应。经互会是苏联集团内的经济合作组织，在1949年建立，勉强来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它也不过是专制生活残留的一个空壳。(6 Grant M. Adibekov, Kominform I poslevoennaia Evropa, 1947-1956 gg. [共产党情报局和战后欧洲] (Moscow: Rossiia Molodaia, 1994), pp.7-10, and his ‘Popytka kominternizatsii Kominforma v 1950g.: Po novym arkhivnym materialam’ [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化的尝试：新档案材料], Novaya I noveishaia istoriia, nos 4-5,1994, pp.51-66. 有关经互会的起源，见Michael Kaser, Comecon: Integration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9-26.)
把刚刚制服的东欧束缚在一个联盟里将证明是难以管理的，斯大林没有冒这个险，而是竭力贬损西方的军事集团，它总是看起来比实际的更不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是不可调和的。一旦骑上冷战这匹战马，对莫斯科来说贬低北约的作用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更是如此。朝鲜战争迫使美国为其联盟提供以前所缺乏的军事物资。另外，华盛顿还提出了一项欧洲防御共同体的计划，目的是启动西德的军事潜力应付与苏联可能的对抗。
尽管斯大林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继承者们最初并不想终止这条路线。继承者之一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宣称：“出于惯性，我们像以前那样向前走，我们的小船将顺着小溪继续漂流而下，沿着斯大林确立的方针。”（7尼·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 The Glasnost Tap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90), p. 73.）苏联外交政策由莫洛托夫一个有经验的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来继续。人们准备沿用他在国际事务中的经验，尽管有些人担心莫洛托夫过于强硬的路线，缺少聪明和灵活性。（8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71-85.）按照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并且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莫洛托夫的战略就是在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之间打入楔子，而不是寻求与北约全面的和解。（9 James G. Richter, Khrudhchev’s Double Bi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Domestic Coalition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4.）
随着德国要成为欧洲的关键，西方防御体系的建造不可抗拒地进行着，莫洛托夫企图阻止它。1954年，在柏林外长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建立包括美国并取代北约的欧洲安全条约。（10苏联的建议，1954年2月10日，FRUS, 1952-54, vol.7, pt.1, pp. 1190-92.）遭到拒绝后，莫洛托夫又建议扩大北约，开放北约允许包括苏联在内的新成员加入。(11苏联政府备忘录，1954年3月21——7月24，Denise Folliot 主编，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39-43 and 46-51.) 当西方对手嘲笑他时，莫洛托夫解释说，他不是想消灭北约只是要阻止欧洲防御共同体。（12 C.D.Jackson to Marie McCrum, 10 February 1954, FRUS, 1952-1954, vol.7, pt1, pp. 1032-3）
苏联外交部确实想用集体安全的建议联合西欧的批评者反对欧洲防御共同体，因为在这个共同体内西德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比北约引起更多的反对。（13与即将出台的全欧安全会议方案相关的措施，06/13/9/2/1-2，AVPRF.）而当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缘于国内的政治，否决了这个计划时，遭受打击的不仅是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还有整个西欧联盟的团结。莫斯科欢呼这一“强烈的爱国行动”，就像它自己的胜利一样，同时进一步强调用欧洲安全体系取代北约。（14苏联外交部声明，1954年9月9日，Folliot,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pp.51-54） 但不到二个月，北约就神速地找到了欧洲防御共同体EDC的替代品，通过后门把西德引进了北约，以复兴停滞的西欧联盟，震动了莫斯科。（15葛罗米科对巴黎协定的分析，1954年10月28日， 06/13a/28/27/20-39, AVPRE.）这一后果对莫洛托夫的战略在新形势下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10月23日，根据巴黎协议西德准入北约的预定日期为1955年5月5日，苏联的反应仍追随了莫洛托夫的路线。在巴黎协议签定的同一天，莫斯科重申了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呼吁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为之做准备。（16苏联政府备忘录，1954年10月23日，Filliot,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pp.96-101.）西方对此并不理会，苏联政府威胁不管怎样都要召集会议，11月29日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只有苏联的盟国出席。（17苏联政府备忘录，1954年11月13日，Filliot,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pp.58-61.）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单独的共产主义联盟的计划第一次提出来。
克里姆林宫里的分歧
建立联盟的主意出自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姆·西罗基之口。在一份建议书里，他提议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东德，这些可能受到最近西方发生事情的直接威胁的国家签署特别安全协议。（18弗·西罗基的讲话，A14631, MfAA, PAAA.）除了希望利用组织和其他措施援助他们的防卫，会议参加者宣称，如果西德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东德也必须同样做。（19宣言，1954年12月2日，Filliot,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pp.64-70.）12月30日，三个北部国家议会的代表在布拉格开会，向法国国民议会发出最后的呼吁终止批准巴黎协议。（20 Beate Ihme-Tuchel, Das ‘nördiche Dreieck’: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der Tscheoslowakei und pollen in den Jahren 1954 bis 1962 (Cologne: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4), pp.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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