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出运他们组织和建立制度的能力之外的技术，人类正在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菲德尔·卡斯特罗，1992年1月11日
我准备使用核武器吗？是的，我将同意使用它。因为不管怎样，我们认为核战争是当然的，我们都将消失。在国家被占领或完全被占领之前，我们准备为捍卫我们的祖国斗争到住? ——菲德尔·卡斯特罗，1992年1月11日[1]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吗？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哪个片断象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被如此多的历史学家们进行无微不至的考查过。理论家们兴奋地归纳着这一特殊事件。尚健在的参与者们花了他们生命的许多时间去再现他们在那关键的十三天内的所作所为。[2]几乎每一个知道有关1962年10月后半个月的事情的人，无论是当时在世的还是尚未出生的，都把它看作了全世界比此前任何时期更密切面临核武器威胁的转折点。
我们非常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正是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软弱的蔑视——展示在猪湾`维也纳会议和柏林墙等事上——使得他把中程地空导弹部署到古巴的吗？他不正是想通过这一努力去重新调整由华盛顿有关没有导弹差距的承认所确立的战略平衡吗？不正是肯尼迪勇敢的鹰派作风和冷静灵活的反应阻挠了这一计谋的实现，为美国人赢得了胜利，还羞辱了俄国人吗？双方没有从这一尝试中得出两者都不应冒这样的险的结论吗？
历史学家们仍然对后一个问题回答说“是”——但仅仅是这一个问题。新的美国`苏联和古巴资料揭露了大部分其他关于这次危机的传统认识是值得高度置疑的。这些资料表明，赫鲁晓夫放导弹到古巴是因为他认为肯尼迪是好战的，而不是消极的。他源自感情冲动去救卡斯特罗的革命和源自精心计划的决定去调整战略不平衡至少是相当的。肯尼迪很可能是他的政府中最懦弱的一员——根本不是鹰——但是他明白坚持这种立场才是更勇敢的。载入教科书中的有关导弹危机处理的内容证明与这一结局毫无关系。那一处理是一种美苏之间的妥协，对任何一方都不是一个鲜明的胜利；而对于第三者古巴而言，它得到了比以前认为将带给它的更多的东西。最后，这个长期的影响是，危机对苏联的羞辱比说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要更多一些。[3]
在所有这些回忆和再思中，没有改变的是在冷战历史中古巴导弹危机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更可能的是，它现在显露出它一直是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更重要的转折点。它是二战后美苏竞争所有主要场所中插入的唯一一个典型插曲。核竞争是肯定的，还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第三世界的竞争，与盟国的关系，对外政策的民主政治暗示，领袖个人的人格。这个危机是通向突然所有的事都混合到一起的漏斗—— 如果你喜欢这样看的话，是一个历史的异常。虽然新的证据证实一个人能多么容易的拥有，但幸运的是，在另一端没有潜伏着。代替已出现的一种不同种类的冷战，世界将进入一个“长期的和平”：竞争一点也摆脱不了小规模的紧张，甚至危机。但在超级大国们慢慢适应的国际体系中，竞争正进行着。美苏领导人发现多年来努力去改变这个体系的刺激越来越少——直到1989年，这时，条件再一次迅猛地，令人吃惊地转向改变它。
（ 一 ）
这一点现在清楚了，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是因为赫鲁晓夫比肯尼迪更清晰地懂得：西方赢得了冷战。凯南曾经预测，冷战的结果将取于西欧和日本——二战末被随便保留下来的工业---军事力量的重要中心——在美或苏的影响范围内是否奋起。[4]到1961年，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西欧和日本占优势。而马列主义则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中保持其吸引力，但是它肯定丧失了协调行动的能力。莫斯科可能偶尔从那儿发生的事情中获得好处，如卡斯特罗的革命，但它几乎不能再创造或控制这样的机遇了。
同时，马列主义正在传向那些适合的地方。它还必须满足如赫鲁晓夫所说的马列主义在提高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到1962年6月，苏联国内状况已经如此恶化以致他不得不命令红军向罗夫捷克斯克抗议提高粮价的示威群众工开枪。[5]这导致国内的对抗比国际稳定更频仍。华盛顿的联盟保持了较合理的稳固，但是莫斯科的联盟仅在东欧通过强迫发挥作用，在中国问题上已经解体了。苏联也不能要求一个有利的军事平衡：在导弹危机时，美苏在战略武器方面的比例是17：1，美国大约领先苏联10年。[6]
无论他的关于拥有他这一方面历史的要求是什么，赫鲁晓夫一直清楚帮助他这一方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的国际首创中的每一个——战略“Potemkinism”，恢复同铁托和毛泽东关系的尝试，运用然后放松对柏林的压力，对美国及其盟国作出的和解手势，百万吨级核试验——已经被计划用来改变令人惊恐的倾向，他们的失败给苏联领导人一种失望感，然而，这不是他在古巴下这一大赌注的直接理由。这儿，他正对美国的挑战作出反应—— 一个是如此精确以致它适合作为阴谋，一个是如此缺乏算计以致它似乎是漫不经心。它们作为遗产来自艾森豪威尔；它们都反映出肯尼迪的担忧，担忧美国会失去冷战。
这阴谋是努力去消灭卡斯特罗，但因为猪湾惨败而没有结束。相反，肯尼迪授权——或者至少是默许了——中央情报局实施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针对古巴和其最高领袖的破坏和暗杀。这个动机保留了 botched ，仅方式不同而已。[7]白宫也没有排除另一次军事进攻。肯尼迪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前进命令；但是1962年春夏季在加勒比海的军事调遣已明显超出常规，或许怀着一种时刻准备的目的，如果卡斯特罗的确应该被处理或被杀死。[8]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他“不希望有任何军事行动”，总统于10月15日（即他知道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前一天）这样告诉联席会议主席。但是正如做记录的人回忆的，“他不能肯定他控制得了这些事情。”[9]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肯尼迪的国防部长，坚决否认政府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尽管他承认，“如果我是古巴领导人，我想我本应预料美国的侵略。”[10]
卡斯特罗确实预料到了，赫鲁晓夫也预料到了，这点现在很清楚。他不是把猪湾事件看成肯尼迪软弱的标志，而是看成肯尼迪总统决心摧跨唯一在西半球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米高扬向卡斯特罗解释说，美国人企图入侵，虽然这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表明他们将会再组织对古巴的入侵。”[11]赫鲁晓夫回忆到，他脑子里“弥漫着这样的认识：美国人不能容忍卡斯特罗的古巴紧挨着他们。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12]卡斯特罗回忆说，他的盟友的焦虑是个人的和思想上的：赫鲁晓夫非常热爱古巴……他为古巴担忧，你可以说——情感上的，等等——因为他是一个有政治自信的人，一个有政治原则、政治理论的人，而且他始终和那原则一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方面，他一直在思考着。他有着非常牢固的信心。[13]
危机后不久米高扬使卡斯特罗确信，古巴革命对马列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的镇压将意味着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两倍或三倍大的挫折。这样一个挫折将阻止许多国家
的革命运动，这样的挫折将在整个世界为帝国主义力量制造证据。那将是一个
难以置信的打击，它将改变两个体系间的力量对比……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
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共产主义者的职责，为保卫古巴革命去做每一件必要的事，去挫败帝国主义者的阴谋。[14]
赫鲁晓夫的决定占据着他的身心，他的一员将军总结道。“这既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浪漫的反应，也是一个老兵为展示苏联的力量去保卫一个危机重重的盟友和前哨的谋略。”[15]这是必要的，赫鲁晓夫亲自告诉驻哈瓦那的大使，“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保护古巴革命。”[16]
正是这个意外——甚至是不合情理——莫斯科许诺的意外将发生作用，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通过10月18日与肯尼迪的会晤提前使赫鲁晓夫相信——肯尼迪总统得知古巴部署了导弹后两天，他向俄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揭露这一事实前四天——“美国政府和整个美国的势力范围对苏联支持古巴的胆量都非常吃惊。”象葛罗米柯认为的，他们的理由如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美国人对古巴和它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
多么痛苦。但是，苏联甚至认识到所有这些，仍然向古巴提供援助的事实意味
着它完全答应击退美国在古巴的任何干涉。没有单个的关于粗暴的拒绝将怎样
和将在哪儿被提出的观点，但这将被提出——他们毫不怀疑。
葛罗米柯认为，如果古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下，“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冒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7]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哪儿想出用导弹去保卫古巴革命的呢？这是漫不经心的结果，因为美国人对赫鲁晓夫也是漫不经心的。毕竟，作为对苏联的邮政通讯卫星的威胁作出的反应，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首先将中程导弹放在暴露的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这颗卫星能提供给北约美国的“雷神”和“丘比特”导弹。这些液体燃料的、表面暴露的、精确度有问题的第一代近程和中程导弹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但是那不是他们的目的。当还没有控制那些他们已瞄准的国家时，他们宁愿再次保证这些国家管理他们自己：这种“急速的尴尬地位”将持续一段脆弱期，直到美国的中程导弹准备好。《时代》杂志指出，将这一政策削减到勉强必需的程度：“IRBM +NATO = ICBM ”。[18]
虽然，到最后，仅有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同意接受美国的导弹，但他们并无紧迫感。谈判耗时如此之长一致当导弹到达英国和意大利时，它们已经过时了。肯尼迪紧接着取消了1961年对土耳其的15枚“丘比特”导弹的部署。他同意实施这种令人失望的让步是在土耳其人强烈地抗议和赫鲁晓夫公布他的柏林最后通牒之后。这些导弹在1961年下半年到达土耳其，1962年上半年在美国的授权下又成为可操作的了。
直到10月22日——肯尼迪揭露苏联在古巴有导弹的那一天——第一批土耳其船员做了一次发射定位，在“双钥匙”程序下，与美国人分享了这些新近过时的导弹的控制权。[19]但是到那时，肯尼迪显然已经忘记他们。在危机的第一天，肯尼迪曾自言自语道，赫鲁晓夫放导弹到古巴是“仿佛我们突然开始在土耳其部署大量的MRBM导弹。”“哦，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总统先生。”有人这样提醒他。[20]
赫鲁晓夫，不象肯尼迪，从未忘记土耳其的导弹。在它们被送到前很久，他就认识到他将把部署在苏联周边国家的美国导弹视为一个威胁——即使是一种对个人的公开侮辱。在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访问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曾向他作了关于它们的慷慨激昂的演讲。[21]猪湾事件之后，他曾隐约地将它们与古巴的形势联系起来，维也纳会议上这种联系变得清晰。他警告肯尼迪说，土耳其和伊朗至少正在对苏联构成威胁，就象古巴对美国一样，“他们正在发展，而且他们有许多美国军事基地和火箭。”华盛顿“开了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先例……这种形势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估计。”[22]
克里姆林宫领袖没有摆姿态，他的同伴记得他对他们的抱怨同样强烈。当他象往常一样在黑海度假时，他的同伴们常出来露面。“你们看到了什么？”在递给他们双筒望远镜后赫鲁晓夫问他的这些同伴。他们迷惑地回答：“什么也没看到。”他们的主人于是抓起望远镜，看着海面，然后说：“我看见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正对着我的别墅。”[23]在保加利亚，和在随后对黑海国家的访问中，赫鲁晓夫显然想出了向古巴运送苏式MRBM 和IRBM导弹作为互换的方法：
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了我们的国家，并用核武器威胁我们，现在他们将知
道它想要的是敌人的导弹也正指着它；我们不想干别的，只是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
赫鲁晓夫承认他心里知道苏联存在战略劣势——也不怀疑肯尼迪用Gilpatric演讲的方式公开暴露它——当时他作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的导弹应使西方乐意称为‘力量平衡’的东西相对等。”但他声明这是次要的考虑，“我认为，主要的事是我们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将阻止美国采取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军事行动。”[24]在土耳其的导弹不仅向我们建议了保卫古巴革命的方式，而且至少在赫鲁晓夫的内心里，他们还为赫鲁晓夫这样做提供了一种情感的、道义的、甚至合法的评判。[25]
卡斯特罗最初不肯接受，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在这里部署导弹可能带来的危险”，而是因为“这些导弹的部署将事实上将我们变成苏联的军事基地”，这将损害他在拉美其他地区的革命形象。
我认为如果这是全心全意支持我们的防卫……我们将不接受这些导弹的部署。
但事实上，我们把部署导弹看成是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某种东西——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东西将有助于推进所谓的力量平衡。
卡斯特罗想的是战略平衡。他认为“这两个大国的战斗力在核范围内是十分相似的。”象毛泽东和Ulbricht一样，卡斯特罗需要赫鲁晓夫关于火箭表面价值的煊染：
你必须将返回到这个时代……当苏联首次用多级火箭将人送入太空时，你不记得它的力量吗？当赫鲁晓夫说苏联拥有摧毁空中飞行的飞机的导弹时，你不记得它的力量吗？我将从不忘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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