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在冷战时期的众多危机中，由古巴导弹危机引发的核战争不是最重大的。根据所有新的证据，历史学家们必须改变他们的观点，他们以前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关键点，在这一关键点上，世界最接近那令人震惊的场面。尽管对究竟有多接近仍有争议。肯尼迪自己估计战争的危险——不一定是核战争——大约是三成，并且随后的趋势将逐渐减低。鹰派人士发现，在明显占优势的美国面前，赫鲁晓夫却使用核武器去保卫古巴，这是不可想象的。Doves坚持认为，无论数字的平衡是什么，肯尼迪都决不会命令去侵略这个岛屿。[56]麦乔治·邦迪，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1988年承认，“逐步升级到核战争水平的客观危险可能是1%。”并且他还谨慎地补充说，即使这样，“在这一预计将发生重大事情的事件中，危险可能的确很小，而安全仍然是很大的。”[57]
回顾性的计算危险几乎与试着预测危险一样困难：在任何复杂的系统里，可能变糟的事如此之多以致很难知道可能是什么，或可能有什么。[58]虽然，一个合理的着手之处是依据那些参与了指挥的人。在命令使用核武器之前，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准备去承认多少呢？谁指望谁去让步呢？
赫鲁晓夫冒了很大的危险送 MRBM 和IRBM导弹 去古巴，但是一旦肯尼迪表明他将不能容忍这些导弹时，他承担了许多。就象一只冒险超出自己的领地，但一旦被发现又紧张地、还带点负罪感地奔逃回安全的地方的猫，苏联领导人不仅同意撤走在古巴的导弹，而且同意撤走配套的伊尔—28轰炸机、大部分军队和设备。他在古巴人的强烈反对下这样做了，古巴人感觉他们被忽视、被背叛了。卡斯特罗对米高扬说，当这些导弹部署在那里时，“我们没有逮扑任何人，因为人们的联合非常牢固。”但是现在古巴人“被一种失望、混乱和痛苦的感觉吞噬了。”格瓦拉对此更加气愤，他说：“美国人想消灭我们的身体，但赫鲁晓夫的退让却毁灭了我们的精神。”米高扬厉声回答到：“我们看见你们准备漂亮地死去，但我们相信这不值得漂亮地死。”[59]
在美国这边，有很多人认为赫鲁晓夫本可能接受更多，如果美国选择这时去攻击和解决卡斯特罗，俄国人将也只能忍气吞声。据说Curtis LeMay将军曾向肯尼迪建议：我们今天应该发起攻击！[60]无论这种观点是对是错，赫鲁晓夫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愿意让步——并且将接受相当多的羞辱——而不是冒险发动一场核战争。
是否肯尼迪将做同样的事尚不清楚，因为他是一位必须为国内政治后果负责的民主的领袖，尤其因为他易受到共和党的有指控。长期以来，让步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以前的批评非常激烈，甚至说他宁愿冒一场核战争的险，而不交换在土耳其毫无价值的导弹。[61]肯尼迪的几位顾问曾为给北约组织的暗示而担心，担心他们知道了他在压力下牺牲了土耳其的导弹，所以他们准备通过声称肯尼迪早就命令撤除武器而国务院不遵照执行来改写历史。[62]他们认为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一直是果断的、是不妥协的：象他们描述的一样，勇气是不偏不倚的。虽然对许多读者来说，那根本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危险的固执。现在有理由去怀疑肯尼迪可能也看出了这一点。
这一证据来自肯尼迪自己，因为他曾对他的下属玩弄了两个骗局。一个是他决定——显然，仅有他的兄弟罗伯特知道——去录下危机期间他的首席智囊团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情况。[63]这些录音揭示，肯尼迪非常不同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他们的回忆性的文章中描述的那个人。他们反复表明，他主张妥协，“我们不能有效地侵略古巴”，他一再坚持，“通过撤走土耳其的导弹，我们能使苏联也撤走导弹”。如果这个选择的自由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我不明白我们将怎么会有一场好的战争。”[64]肯尼迪是他的历史遗产的优秀看守人，他设法遵守了他的最后诺言。
他的另一个欺骗是向除了最亲密的顾问外的所有人隐瞒他为解决这一危机所作的尝试。这些尝试之一是他的兄弟罗伯特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一个明确保证，即，政府将很快撤走土耳其的导弹，即使它不能被看作撤走苏联在古巴导弹的交换。多勃雷宁向莫斯科转达了肯尼迪的保证：
总统最大的困难是关于土耳其问题的公开讨论。正式在土耳其部署导弹基地是根据北约会议的特别决议实施的。现在去宣布一个单方面的决定……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这将损害北约的整体结构和美国作为北约领导人的身份……如果这一决定现在宣布，它将严重地分裂北约。
而且，多勃雷宁有肯尼迪的附言，“肯尼迪总统也愿意逐步与赫鲁晓夫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我认为，为了从土耳其撤走这些导弹，我们需要4—5个月的时间。”[65]虽然被长期怀疑， 但这些当时的资料的第一次证实了它。总统和他的兄弟当时都不希望别人知道：一个撤走丘比特导弹的私下的许诺伴随着肯尼迪不侵略古巴的公开的誓言。然后，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买卖。[66]
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怎样呢？我们现在知道肯尼迪留给自己一个至少互相都不动武的选择。这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桑特的公开的呼吁里面，这个呼吁被腊斯克通过前联合国官员 Andrew Cordier提前作了安排，呼吁进行古巴—土耳其导弹交易。然后肯尼迪公开接受。仅有总统、他的兄弟和腊斯克知道这个未执行的计划，当这个前国务卿于1987年公布这一计划时，肯尼迪的其他顾问十分吃惊。[67]现在没有办法去确切到知道肯尼迪是否使用它，但它准备实施的事实——同来自执行委员会的总统强烈地主张这一交易的录音的证据一起——明确地表明他将准备使用它。[68]
如果 尝试失败了，美国军队在古巴已经登陆了，而且赫鲁晓夫象肯尼迪预计他去做的那样攻击土耳其导弹，那么情况又将会怎样？这儿证据太少，不能作结论，但是总统的确发表了一些明确的命令：没有他的许可不许发射丘比特导弹。即使在如下情况下也不能发射：“作为对我们可能正在别的地方采取行动的回应，苏联对在土耳其的部队发动核战争或无核战争。”[69]执行委员会的录音明显暗示：有一个将采纳没有报复的攻击的计划——那就是，苏联对北约盟国的直接核攻击。历史学家Philip Nash写到，这一主张必将消融一方最无价值的军事财产，为了减少在古巴的空袭带来的最显眼的撤退之一，即它将可能触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螺旋型上升的焦点。[70]
那么，所有这些表明的是，根据这么多年来被公开的有关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每件事情，我们现在才逐步了解肯尼迪在里面所起的作用。他不但没有忽视核战争的危险，反而对危险究竟是什么有种深深的感觉。他不但不反对妥协，反而他比政府中其他任何人更坚决地主张妥协。他不但不依赖执行委员会，反而在最关键的时刻越过它，认为它更有助于影响舆论，而不是作出决定。[71]他不但没有为顽固地保护他自己的声誉而把国家和世界置于危险关头，反而只要对公众来说是必要的，他就让步，而不管国内政治的损害可能是什么。[72]总之，对一个有关勇气的新的传略来说，或许这儿有空间——但是它是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所意味着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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