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于感觉到外部对其政权的威胁，中国共产党领袖把东亚看成是一个冷战对抗的焦点，因而坚信需要与苏联联盟。而且，中国人需要以（与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居领导地位并有威慑力的力量）结盟的形式来平衡所受到的威胁。(2)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观点特别值得研究。毛相当懂得政治力量的平衡。以他的看法，战后的国际政治陷入了全面、长期的两个“阵营”——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集团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1949年10月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政权后，毛认为美国是其主要的威胁。这种看法主要由于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政策。华盛顿在（1946-1949年）中国的内战中，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尽管早在1949年以前，其直接的调停努力已告失败，但面对蒋政权不可挽回的崩溃，美国仍然觉得难以接受而又无可奈何。毛认为，华盛顿对中共的长期敌对，是想置中国于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对于美国会以何种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毛在1949年8月说了三种可能性：“第一，他们可能派遣偷渡特务来制造冲突和捣乱；第二，他们可能煽动中国的反动派，甚至动用自己的武装来封锁中国的港口；第三，如果他们想要冒险，他们将派一些武装部队侵入和骚扰中国边防前线。”所有这些，毛断言，“不是不可能的”。(3)
毛对美国威胁的分析，使他和他的同事相信，“倚靠”苏联一方是对中国安全的基本保障。在1948年9月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时，毛即指出“存在着（另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险”。因此，他主张“我们应当努力利用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对此，苏联应受到优先考虑。这是因为“苏联领导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反动派的力量，并将继续增长”。如果和平能维持10到15年，毛设想，世界大战就可能“永远打不起来了”，因为“如果苏联和东欧国家能保持和平，集中精力搞10到15年（经济）建设，苏联的钢产量将提高到年产6000万吨。到那时，没人能超过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三年了，“我们应当和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抓紧剩余的12年这一段可能的和平时间”。(4)
毛确实很快就说服斯大林与毛政权结盟了。夺取蒋政权的首都南京后，全国的胜利有了保证，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几个外交步骤：中共副主席刘少奇于7月秘密访问了莫斯科；毛于8月公开宣称向苏联“一边倒”；12月，主席本人亲访莫斯科。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谈判，毛打算与斯大林讨论“所有我们中央委员会关心的（未决）问题”，至少“把我们的意思（对苏联）表达清楚”。但是，毛首先考虑的是签订友好条约，其中“基本精神……应该是阻止日本及其盟国（美国）侵略中国”，“使我们能以此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6)毛在莫斯科达到了这一目的。(7)于是，毛在1950年4月声明，“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签订了友好条约……（因为）世界上仍然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因此而需要朋友和盟国……现在这个条约确定了苏联与我们的联盟关系，如果帝国主义准备侵略我国，我们就有一个好帮手了。”(8)
这并不是说，毛可以容忍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相反，他希望莫斯科对北京以平等伙伴相待。追求平等、国家统一和主权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这或许比对付外部的威胁更重要。这种倾向，在反对外国影响的民族斗争中自然而然明显地表现出来。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侵略的开始。从那时起，一种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寻找一条不受西方欺压的生存之路。这就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异常艰苦的反对自卑、抵制洋货和“民族屈辱”的斗争。那些“洋鬼子”、外国战舰、不平等条约，以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志，深深地播下了不信任和仇恨外国人的种子，形成了对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苦难和耻辱的永久记忆。同时，求生存的斗争也创造出新的理念，如“自力更生”和“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以暴力反抗暴力”，“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民族自由”再建独立主权的中国，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力量成为多数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在中国人这种渴望“一个新中国”的焦虑中，毛领导的革命诞生和发展起来。通观他的政治生涯，毛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和他的同事们认定，新中国应该恢复它在国际间的应有的地位。为了避免执行外交路线时出现错误，早在1944年8月18日，中共已就外交工作做出了专门指示，规定“我们必须首先坚持民族主义原则”。这进一步解释为：
“在中国几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存在着两次错误理解的民族主义。一次是出现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排外情绪高涨。另一次是出现在此之后，对洋枪洋炮的普遍恐惧心理。从五四运动到北伐，这种恐外情绪已被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压倒了。”
指示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为了避免这两种错误，一方面，我们应该树立起民族自尊精神，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知道怎样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以便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又不恐惧和抵制他们。这才是正确的民族主义”。(9)
正是这种思想倾向，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态度和政策加了脚注。然而，这同时又使中共领导人陷于自相矛盾之中：政治独立要求中国在经济上不依靠苏联，而中国沉重的经济问题又迫使新政权尽可能地寻找外部援助。在处理与苏联的联盟关系时，怎样把握好既获得苏联的经济援助，又避免完全依靠苏联，这对中共领导人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除了安全问题外，经济建设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权建立初期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共产党面临几个明显的困难。经历了几十年国内国际的战争之后，国家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据中共的粗略估计，1949年中国的工业产量仅为全国最高水平的30%，轻工业和农业还不到70%。运输系统几近瘫痪：5000多英里的铁路线残缺不全，3200座铁路桥梁和隧道被严重破坏；不到4000英里的公路几乎不能用，航空和水路运输能力降到零点。(10)中共更为担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会进一步损害国家的经济。中国持亲苏联的姿态，是因为毛早就预料到，美国可能“用他的武力来封锁中国的港口”。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曾认为，几乎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援助或保持贸易关系，因为美国会施压，“不要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11) 中共也缺少经济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为使党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毛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全党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学会管理工业和商业”。通过教育、“宣传”和“（指导）文章”，毛强调，“这个任务必须完成”。(12)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和他的同事相信，新政权不惧怕这些困难。毛推论，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其经济恢复不必完全依靠外援和对外贸易。“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构成了国家经济总产量的90%，而现代(工业)经济还不到全国总产量的10%”。他断言，“自力更生”是中共取得经济建设成功的关键。(13)毛于是做出决定，“两个基本政策”是引导恢复经济建设，进行国内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原则。(14)毛的助手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物资(在经济建设中)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因此，大可不必惊慌失措。(15)
中国共产党断言，美国搞的经济封锁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这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的爱国情绪，也能使中国得到广泛的同情，还可以给中共有足够的时间在国内制约亲西方的因素。“让他们封锁我们吧！让他们封锁我们八年十年吧！”毛在1949年这样说，“到那时，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经过了最后三年（内战）严酷的考验，取得了胜利，难道就不能战胜今天这些困难了吗？离了美国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16)于是，毛决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这一政策，“先把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在中国）清除一下，否则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17)因此，为避免纠缠于过去耻辱的外交惯例，中共于1949年1月就外交事务做出规定，“我们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种态度是不能妥协的”。这一指示详细规定：我们不承认任何以前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和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和其他外交代理机构……我们不承认任何外国的投资、经济特权、工业和供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个人享乐的商业企业。但是，对这一点，我们将不做出禁止、恢复或没收的表示。我们将做出一项决定，禁止外国进行有损害我国主权的投资，如内河航运方面。我们不会停止外国银行的业务，但规定他们必须向我们报告其资金、帐目和日常业务，并要得到我们的批准，对保险公司也是同样，特别是海运保险公司……我们将不急于建立和恢复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像签署贸易协定之类。我们只与某些生产我们必需物资的国家作暂时的、个别的、经济上有利的进出口贸易。(18)
毛坚持，这并不意味中国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外国政府采取“封闭”政策。他认为，苏联决不会驳回另一个共产党国家对经济援助的要求，而且会平等对待中共政权的。“苏联和其他民主力量是反对反动力量的”，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毛在1949年9月向政治局这样解释。(19)毛高度寄希望于此，期望苏联的援助能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同时，他明确地警惕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可能。最后他是以复杂的感情承受着与苏联在几个重要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迅速与苏联建立了贸易关系。早在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与苏联当局在大连就以粮食换衣服、药品和其他日用品来稳定当地市场。这些最初的努力没能说服苏联同意进行除衣服以外的贸易。然而，到1946年底，零散的小规模的贸易开始了。(20)1949年初，经过多达15轮的谈判之后，中国人促使苏联进行了更多的贸易。(21)当年夏天，中共中央领导明确地要求增加对苏贸易。同年7月，刘少奇向苏联提出，中共愿意“促进（对外）贸易关系，尤其是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须在平等和互利的前提下”。(22)斯大林对此似乎是理解和支持的。他建议采取易货贸易这种比资本主义世界的现金方式“更适合”的方式，并向刘承诺，将补偿中国在以低价农作物换取高价机械制品时的损失。(23)
受斯大林积极态度的鼓舞，毛赞成了1949年2月16日中央委员会关于外交政策的决定，即明确表明优先发展对苏贸易。决定说，“我们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将与苏联和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只要他们的需要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者是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在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不做的情况下，我们才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贸易。”(24)在一项同时发给北方局、天津和北平市委的指示中，中央委员会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我们将立即开展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指示要立即建立外贸局，以便管理所有的对外贸易，“以符合我们的需要和能力”。如果有可能和必要时，该局将向苏联和其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代表和设立商务处。并负责决定：（1）准予进口的物资，以高关税进口的物资和禁止进口的物资；（2）准予出口的物资，以高关税出口的物资和禁止出口的物资；（3）进出口物资的附加关税税率；（4）调整国内产品和贸易单位以符合进出口贸易的特殊需要；（5）使进出口计划与进出口需求和国内经济相符，为节约外汇而调整贸易，决定应与哪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新政府还宣布了有关规定程序，规范“国内和外国船只进入港口；停泊；装卸货物，租用港口；通过海关和接受检查；外币兑换；惩治走私、逃税和违法者”。为增加对苏联的出口，中央委员会指示所有的当地政府，要“（尤其）注意生产棉花、大豆、煤、盐、花生、烟草、丝绸、猪鬃、毛皮和手工艺品”。(25)
1950年4月19日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使两国间的贸易形式正式确定下来。(26)中共的宣传强调，“旧的帝国主义贸易”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并实行一种“合理的价格体系”，使之成为一种“互利”的贸易。(27)但是，存在于中共领导人中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人抱怨，作为低价商品，大量的中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仅换回少量的苏联机器和工业物资。更甚的是，所有的易货价格都在签订合同时固定了，不能随世界市场价格浮动。根据1951年海关的报告，许多苏联货物仅比世界市场略便宜一点。(28)尽管中共领导人一直提醒苏联官方斯大林所作的许诺，但中国仍然得不到苏联政府应给予的补偿。(29)
对于经济援助，中共领导本可以向苏联要求更多一些，但他们没有这样作。1950年初，克里姆林宫同意在5年中以1%的年息提供3亿卢布的借款。这是毛原先所期望的。他在1950年3月计算着，“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后几年不要借得太多了。”(30)毛出身于中国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认为借款就是欠债，而债务迟早都应还的。他也担心大量的苏联贷款会加强莫斯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力。(31)然而紧迫的经济问题，迫使中共必须充分利用苏联的经济援助。北京把贷款集中用于在东北建设能源、机械和国防工业。第一步是计划在1950年春季开始建设或改造50个项目（后改为47个），包括10个煤矿，11座电站，3个钢铁企业，3个非金属企业，5个化工厂，7个机械厂，7个国防企业和1家造纸厂。其中多达36个项目将建在东北（满洲）。整套的机械、设备、材料和技术都将从苏联以贷款方式买进。(32)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国的参战，严重地影响了该计划的完成。直到1953年夏战争停止时，莫斯科才同意恢复这项援助计划。(33)尤其使中国人失望的是，在战争期间，北京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苏联贷款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中国在朝鲜战争所需的军事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徐向前回忆说，由于苏联没有向朝鲜派出军队，中国领导人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对那些总是延误交货的大量劣质废品要钱。(34)中国人更为不满的是，苏联红军在1945－1948年占领东北期间，几乎将所有的重工业机器设备都搬走了，莫斯科应当归还它们，然而苏方不仅不还，反而要中国人为在该地区重建这些被毁坏的工业付钱。中国领导人觉得苏联人对待他们太冷酷无情了。(35)
当苏联人坚持要在中国建立4个合资企业时，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了更严重的挑战。1950年3月，莫斯科同意援助中国的石油和非金属制造工业，但条件是要拥有至少50%所有权，分享至少50%的利润和负责全面管理。中国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便只得接受所有的条件。不久之后，两个合资企业就建立起来了——一个是两国间的民航业，另一个是造船业。(36)这些“合资企业”使中国人怀疑苏联人是在乘人之危，谋取利益。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了沙俄是怎样企图在中国扩大经济影响的，中国人感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继续实行旧沙俄“帝国主义”的政策。(37)
这种感觉在朝鲜战争中进一步加强。由于西方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贸易禁运，莫斯科大量需要稀有金属，如：锡、锌、钨、锑和钼，故而要求中国运去自己的全部稀有金属。在1952年夏末，北京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在海南岛建立了橡胶工厂，以帮助苏联集团“粉碎帝国主义对战略原料的封锁”。同时，中共为苏联从斯里兰卡购买了大量的他们急需的橡胶。(38)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北京为苏联帮了这么多的大忙，莫斯科却没有一点感谢的表示。
另一个当时盛行的不满情绪是关于苏联专家的。中共领导人最初对苏联专家寄予相当高的期望。它的政权需要有经验的顾问来帮助重建经济和增强军事力量。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就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向中国派出经济和军事顾问的要求。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于当年年底来到中国：多达878名的空军专家来训练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总数为90人的海军专家来帮助解放军建立现代化的海军。(39)之后不久，一个苏联经济专家先遣小组来华“调查中国对经济援助的需求”。莫斯科同意对华援建47个工业项目之后，有16个顾问组在1950年之中抵达中国。第二年又有26个顾问组被派到中国东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和管理“重建（援建）项目”。(40)
中国人本来是非常欢迎苏联专家的帮助的，但是由于苏联同志要求在华享受特殊待遇，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和屈辱。作为对刘少奇要求派出苏联专家的回答，斯大林本人坚持，“（1）(中国)必须保证为所有苏联专家提供全部居住和工作条件，即，必须为他们支付高薪和提供最好的住房和办公室；（2）在华工作专家们的配偶们（尽管他们选择留在苏联）要由中国政府支付相当的薪水；她们来华探亲时，中方必须负责她们的旅行和居住；（3）专家在华工作时间的长短，由实际情形和基本需要来决定；（4）如果苏方人员犯错误或违反（中国的）法规，他们只服从苏联的司法权，中方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人无（合法）裁定权。”(41)当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毛时，他重复了这些规定，并强调，除非中国同意这些规定，否则莫斯科不会派专家去中国的。中国以坚定的决心要废除过去曾忍受多年的“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耻辱，毛几乎不相信斯大林会将这些歧视性条款强加于他的国家。他开始相信，“（尽管是一个外高加索人）斯大林的泛俄罗斯主义甚至比其他俄国人更强。列宁过去对斯大林这种意识的批评证明是绝对正确的”。毛的俄语翻译师哲是这样回忆的。尽管非常痛苦，但是毛没有直接与斯大林对抗，而是保留了反对意见。(42)
与莫斯科的联盟关系，毛主要是想让苏联参与保卫中国的安全。对于重振经济，他知道中国不能，或是说不应该只依靠苏联的援助。为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经济，中共的宣传机构于1950年3月提出，联合起三种力量是最好的方式：“现存的生产方法，特别是我国广大的劳动力”；第二，“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保证供应城市需求，还能提供剩余物资来换回我们需要的其余物资”；第三，“我们能从苏联的优惠贷款中得到新的机器和设备”。(43)这就是中共最大的希望，实际上，北京正试图从莫斯科得到最好的结果。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从起初就能注意到，中苏经济合作已经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和痛苦的形象。这使得指望苏联人能以平等伙伴相待，与中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的中国领导人感到了困惑和失望：一个盲目爱国主义的斯大林并不比沙皇帝国主义好多少；苏联人主要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乘中国人之危捞一把。尽管非常不满苏联的态度又十分警惕苏联别有用心，然而北京无力要求苏联人改正他们的行为。相反，他们把怀疑、不满和愤怒埋在心里，这些情绪虽缓慢但肯定要爆发的。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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