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冷战研究
———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冷战研究。西方关于冷战的研究显现出两个有学术意义的特征:第一,它几乎伴随了冷战的全过程1;第二,它始终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史来研究2,即便在冷战尚未结束前也无例外。近期,由于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3,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真正地开始“国际化”了,使得这个始于20 世纪中叶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
作为主导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冷战已经宣告结束,但就如何形成以冷战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冷战研究体系,特别是关于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怎样的历史“数据库”进行研究,国内外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一个为发展冷战研究体系而值得尝试的方法是: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层次、国际性和跨文化的深度比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并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4。
一、传统冷战研究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
首先,他(她) 们的分析或多或少均具有时代的政治化倾向。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 年即以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的对抗展开。此后不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便开始研究冷战的起源。关于“起源”的研究和争论主导了冷战研究的30 年,其间出现了三个主要学派,即:“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部分地由于要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坚持冷战的战略,传统派宣称: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任”而不得已应战。根据他(她) 们的研究,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长期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方式对抗苏联5。到了上个世纪60 年代中,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特别是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引发国内反战、反权势、反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传统派关于美国介入冷战的观点受到质疑,进而产生了冷战研究的“修正派”。一方面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美国人对“阴谋”的好奇,修正派认为:美国的“产业和金融寡头”是冷战出现的罪魁祸首。他(她) 们的研究指出,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冷战政策与举措,如援助土耳其、希腊“反共”的杜鲁门主义、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无一例外被认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6。形成于上个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后修正派”也未能逃脱美国政治——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制约。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文献7,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美苏两国决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后修正派从华盛顿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8。
其次,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然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对抗或合作——关系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也无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上个世纪70 年代后,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开始依据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随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 S.-Toward) ”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9。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还是对手国)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Manipulate) ”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果,“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冷战于上个世纪90 年代初结束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10使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11。
再者，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表现出方法——历史描述和解读——的单一性。无疑,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冷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一顾,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结果是: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30 年后解密的周期) ,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不接轨,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 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 之间转圈;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交叉,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12,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始于19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裔“闲时玩耍”的载体;于是,高层(内部)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如非官方沟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个世纪90 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 Hard currency) ,但已经开始探索“政府—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社会”、“社会—社会”、“政府—市民”以及“文化—文化”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13,“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据此
(责任编辑：冷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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