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中苏同盟关系的新史料说明了什么？
其一，最近10年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公之于世，再加上中国出版的第二、三手资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搞清楚50年代中苏关系的下述重大事件。
（1）米高扬秘密访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新关系的初步建立（1949年1－2月）。
（2）刘少奇秘密访苏，建立起苏联与中国新的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的基本框架（1949年6－8月）。
（3）毛泽东公开访苏，通过中苏同盟条约缔结谈判建立了中苏同盟体制（1949年12月－1950年2月）。从中可以得知，新条约是中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缔结的、相对平等的条约，有关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新疆、东北地区的秘密协定是在谈判中途突然提出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一直怀有很深的敬意等。但是，促使坚守1945年中苏条约的斯大林在1月初态度发生变化、转而主张全面修改条约的主要原因尚不清楚。
（4）围绕朝鲜战争的中苏关系、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之间的关系概况（1949年－1952年底）。从中可以得知，在围绕援助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关系比较协调。
（5）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给予援助和结束朝鲜战争问题而进行的周恩来—斯大林协商的概况（1952年8－9月）。
（6）苏联有关部门全面参与了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过程的概况（1952年8月－1953年5月李富春访苏）。
（7）有关提供原子弹、导弹的样品及技术问题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缔结谈判的过程和部分内容（有关该问题的主要史料为《聂荣臻年谱》，苏联方面的史料尚未公开）。
（8）对苏联提出的建设长波无线电台、联合舰队的建议的反对和为调整中苏关系而举行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谈判的概况（1958年7月31日、8月3日）。
（9）中苏决裂前夕赫鲁晓夫访华和中苏谈判的概况（1959年10月2日）
其二，从上述新史料出发，可以初步把中苏同盟关系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1）1950年中苏同盟体制建立之初，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有着基本的信赖关系，特别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怀有很深的敬意。因此，同盟体制大致顺利形成。而且，通过1949－1952年的中苏首脑谈判，中苏间已经形成了苏联在欧洲、中国在亚洲的一定程度上的分工。
（2）安全与军事合作的同盟关系于赫鲁晓夫时期、即1955－1958年前半期达到友好的顶峰，可以说是“蜜月时期”。
（3）迄今为止，由于1959年6月苏联通告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宣布撤回全部苏联专家，中苏同盟关系因此破裂已成“定论”。但是，实际上中苏间实质性的同盟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底。
（4）同盟关系的破裂始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中苏在主张由美苏共同管理世界的苏联新政策这一安全战略问题上的对立。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领导个性的差异又加深了这种分歧。但是中国最终不得不结束中苏同盟是在1962年。
（5）中苏同盟体制只是依存于原则的一致、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协议，所以是非常脆弱的。当初就没有计划要制度化、组织化，后来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努力。1957－1958年中苏两军间形成了一些交流渠道，但其后很快同盟就破裂了。
（6）同盟的实际事务协商渠道有：最高领导人之间（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周恩来）；苏联的最高顾问（阿尔希波夫）与中国方面有关负责人（聂荣臻、宋任穷等）之间；两国大使馆、外交部之间；中国军事部门与苏联军事部门（或驻华苏联军事顾问）之间；苏联顾问与中国方面的实际业务负责人之间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渠道，特别是外交渠道很脆弱。两国大使的级别之低，明显地表明了外交渠道的脆弱性。[2]这样，中苏同盟十几年间都几乎全靠最高领导人间的协商及他们个人的判断和处理来维系。
（7）中苏领导人之间对“同盟”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赫鲁晓夫是从与东欧各国的双边条约体系、华沙条约组织的对比和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在亚洲与中国的同盟关系的，而且认为同盟条约当然具有构筑共同防御体系的含义；而另一方面，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为同盟应该是平等的，并把同盟作为“有偿援助”而功利性地加以考虑的。因此，可以说他们对同盟所附带的义务缺乏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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