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雅尔塔协定》是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根源。如果说，《雅尔塔协定》体制的特点是美国、苏联各占一个势力范围，用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相互进行遏制和竞争，但军事力量不得越过势力范围的分界线，那么，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在朝鲜的遏制政策正是具有这种特点。
众所周知，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的冷战演说，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其具体方向，就是“恢复在欧洲和亚洲的势力均衡，所有行动都将以此为基准来进行”[1]。杜鲁门政府认为，欧洲和亚洲面临的社会经济混乱和政治动荡，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要想遏制苏联，首先要改变有利于其扩张的基本条件。在欧洲，应该推进德国的复兴；在亚洲，应该重新审查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改变以往的惩罚性政策，转向推动日本经济复兴。应该承认，美国政府内部对此没有多少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怎样确定朝鲜半岛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问题上。1947年，美苏关于朝鲜问题的联合委员会会议破裂以后，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查对朝鲜的政策，而且自始就呈现出来两种极端倾向。陆军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着眼于朝鲜在美国亚洲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主张尽可能早日从朝鲜半岛撤军。他们认为，“从军事安全的观点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战略价值”。美国缺乏在亚洲大陆同苏联进行地面作战的能力。如果苏联在朝鲜半岛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就可能威胁美国在东亚、中国东北、黄海、日本的运输和作战能力。对美国而言，朝鲜半岛是没有军事价值的地区，如果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又能够威胁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利益。朝鲜半岛永远作为军事中立区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只能利用在日本、冲绳、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海军、空军力量进行反击。即使在亚洲大陆保持海军和空军基地，也应该是在中国山东半岛。这样，美国既能够破坏苏联与朝鲜、华北之间的联络，使旅顺·大连地区中立化，又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对抗苏联的制空权。驻守在朝鲜南部的美军在战争爆发以后应该尽量撤往日本[2]。相比之下，国务院更多地立足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政治战略利益，强调要通过大规模地提供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促进南朝鲜的政治经济自立，向苏联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朝鲜半岛现在是美苏直接对峙的唯一地域，也是展示美国民主制度比苏联集权制度优越的场所。朝鲜半岛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对美苏关系全局的影响。美国决不能在朝鲜半岛示弱。如果在朝鲜半岛向苏联妥协，苏联在德国就会更加强硬[3]。显然，美国政府内部对朝鲜半岛的政治价值和军事战略价值的认识与评价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毫无疑义，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能延宕对朝鲜政策的调整。部际政策协调委员会曾经试图协调二者的立场，提议“在可能使用的资金、人力、装备的范围内”，增强南朝鲜警备队，并且向南朝鲜当局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本年内（1948年）8月15日建立韩国政府，此后3个月以内美国军队撤离[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在实施这些措施以前，首先应该确定对朝鲜政策的基本原则，并责成部际政策协调委员会负责起草相关文件。1948年4月2日，该文件作为NSC8由杜鲁门总统批准。
NSC8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朝鲜政策决定。它提出，“苏联对朝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最终控制整个朝鲜，强化其对中国、日本的政治战略地位，削弱美国在上述地区和整个远东的地位”。“美军撤退，或许被视为背叛远东的盟友，并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有利于苏联”。因此，应该向南朝鲜当局提供下列援助：（1）在美军撤退以前，训练并装备5万名警察部队，以维持国内治安；（2）1949年度提供1.85亿美元救济、复兴援助；（3）设立美国外交使团、军事顾问团，继续使联合国关注朝鲜独立问题。驻朝鲜美军在1948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撤离任务。“朝鲜的任何党派、任何势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只要不构成对美国宣战的理由，美军就不应该过度介入”[5]。 NSC8文件的这些规定，兼顾了美国的政治、军事利益，显示出美国政府决心要将美军撤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抑制在最低限度以内。但是，它完全排除了美军继续驻留在南朝鲜的可能性，也完全排除了使南朝鲜军事力量发展到能够与北朝鲜军队抗衡的可能性。惟其如此，在美国政府中要求修改NSC8文件的呼声骤然兴起。这股力量最先来自国务院远东司的主管官员巴特沃斯、毕晓普、博顿和陆军部负责占领区事务的主管官员洛维特等人。在他们的眼中，NSC8文件过低地估计了美军撤退给远东太平洋地区安全带来的影响。美军从朝鲜半岛撤退，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北亚的扩大。如果朝鲜半岛全部被共产主义势力所控制，日本就将被迫面临在库页岛、千岛、朝鲜三个方向上包围的形势[6]。1949年3月16日，国务院提出了NSC8/1文件。3月22日，经过第37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修改以后列为NSC8/2文件。
同NSC8文件相比，NSC8/2文件的基调仍然是回避直接军事介入，期待通过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促进南朝鲜的政治经济稳定，进而遏制共产主义势力。不过，国务院和陆军部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国务院看来，NSC8/2文件加大了对南朝鲜提供援助的力度，增加了援助的种类。例如，在美军撤退以前，将提供南朝鲜陆军65000人（内含侦察机）、海军（海岸警备）4000人和警察部队所需装备、半年用的储备物资，转让紧急备品；三年内将提供4.1亿美元援助，1950年度提供1.9亿美元。而在陆军部看来，NSC8/2文件的最大成果是明确规定了美军撤退的期限是1949年6月30日以前，并将对海军的援助限定在海岸警备装备，侦察机属于对陆军援助的一部分[7]。
应该承认，在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25日以前这一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对南朝鲜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援助这一方面呈现出有所加强的趋势。1949年10月1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共同防卫援助法案》，要求在1950年会计年度拨款2764万美元用来援助伊朗、朝鲜、菲律宾。其中，1020万美元用于南朝鲜。1950年1月26日，《美韩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签字。3月15日，美国国会批准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额度为1090万美元。然而，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回避在朝鲜的直接军事介入这个方针依旧如故，没有呈现什么明显的变化，与同时期苏联在北朝鲜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五角大楼始终把苏联力量的增强和发展视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对美苏之间的热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主张在欧洲和西亚保持战略攻势，在远东保持战略守势。这种军事战略观念，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7、NSC20/4当中都得到确认。在1949年12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对苏战争计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下“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其他战争计划无一例外地认定：苏联将首先在西欧发动进攻，美国将在欧洲采取攻势作战，在远东采取守势作战；固守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一线，朝鲜半岛将予以放弃。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击战略的重点在于美国战略空军的核打击[8]。如果北朝鲜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美国的行动方针虽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朝鲜投入作战部队“是错误的，实际上不可能的”[9]。1950年5月10日，国务院同陆海空三军首脑举行会谈，研究向南朝鲜提供战斗机事宜。这次会谈也是朝鲜战争前夕协商对南朝鲜军事援助问题的最高峰，驻汉城大使穆西奥乃是这一动议的首倡者。他在发言中反复强调，为了鼓舞南朝鲜军队士气，虽然不必提供完整的空军力量，但是非常需要20——40架F51型战斗机。为此，就必须解决修改NSC8/2文件和资金调配问题。国防部军事援助局长莱姆尼兹婉言拒绝了这一要求，强调从朝鲜在美国战略全局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来看，援助属于政治问题，应当由国务院自己解决。对陆军和海岸警备部队的追加援助问题，应当向对外军事援助委员会提出。结果，会议对上述问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10]。这也说明，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在朝鲜的遏制政策是以有限的手段支撑的，以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相对分立为基本特征的。美军从南朝鲜撤退，确实标志着美国在东亚基本完成了收缩力量和防线的军事战略调整。但是，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不等于美国在东亚遏制战略政治目标的转变，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完全应该区别对待。
美国在朝鲜的遏制政策为什么会呈现此种发展趋向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演说呢？能否说艾奇逊把朝鲜半岛划在美国在亚洲的“不后退防线”之外，意味着美国政府彻底排除了在朝鲜半岛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呢[11]？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变动中寻找。
正如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促使美国政府重新估价整个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调整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12]。我们在这里只想补充并强调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有限遏制政策亦在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中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9年12月23日通过的NSC48/1文件，以及在12月30日通过的NSC48/2文件，二者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之隔，但其内容、基调明显有别。前者倡导的东亚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其中，主要包含两项原则：其一，扶持亚洲那些“独立、友好、安定、自给自立的国家的发展”，美国不介入亚洲大陆内部的事务；其二，“在东亚确保有效地战略防御”，最低限度要维持美国在亚洲大陆沿海岛屿中已经占有的军事基地，日本、冲绳、菲律宾乃是这种战略防御的不后退防线。它不仅作为美国“第一条防御线，并且作为第一条进攻线，（美国）将从这条线寻求缩小共产主义控制的区域”。这两项原则又是分别建立在这样两种判断或者说两种信念之上的：其一，亚洲问题的特殊性。亚洲的政治动荡根源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贫穷、民族主义、革命”，这些是亚洲社会发展的特点，也是亚洲社会变革运动的内部根源。美国应该从“亚洲的角度出发”，“制定新的亚洲政策”。其二，亚洲只是“美国必须与苏联直接、间接较量的几个前沿之一”，美国应该考虑亚洲在其全球战略中的相对地位，考虑实现有效战略防御的费用支出。如果日本参加苏联集团，足以使世界的势力均衡转化为不利于美国。作为“长期战略”，必须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走经济自立的道路，允许日本同中国大陆开展有限的贸易，只要不属于战略物资，就不予以禁止。与此同时，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开辟新市场[13]。NSC48/2是在国务院与国防部协商、修改以后形成的。它虽然在注重东南亚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试图将日本与东南亚连接起来这些方面保留了NSC48/1文件的政策规定，但是，NSC48/2文件有三项极其重要的修改和变动。其一，关于美国亚洲战略的根本目标问题。NSC48/2文件提出的是“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删除了NSC48/1文件中的“削弱”一词和有关从“亚洲的角度”理解亚洲社会、不介入亚洲大陆内部事务的文字。在这里，文件起草者使用的分别是“Power”和“Influence”这两个概念。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中，前者总是与强权、武力有密切的关系，后者则多与政治方面的渗透相关。如果这一立论不错，那么，可以说，NSC48/2文件实际上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做出了形态上的区分和界定。其二，关于美国在亚洲的防卫手段问题。文件提出，美国不仅要加强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地位，保持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防卫体系的完整，而且要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立和政治稳定。这意味着介入亚洲大陆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三，关于日本经济复兴道理问题。NSC48/2文件删除了NSC48/1文件中关于“作为长期战略”、允许日本与中国大陆保持有限贸易关系的规定，明确提出要断绝共产党中国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东南亚建立日本的替代市场。三者归一，美国政府是想在亚洲建立起来一个从亚洲大陆沿海岛屿到亚洲大陆的以守为攻的遏制战略体系。这一战略体系本身回避美国向朝鲜半岛派驻军事力量。但是，只要把遏制苏联作为战略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一战略体系的内部结构已经深深蕴藏着从不直接军事介入转向直接军事介入的必然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需要考虑的主要是在什么名义下直接军事介入。在NSC48/2文件中，“尽管没有提及朝鲜，但是这种新政策的逻辑就意味着自从1945年8月以来在朝鲜实施的遏制政策已经得到最后批准”[14]。“整个基调建立在防御而非进攻之上”的艾奇逊演说，只是对美国政府刚刚确立的“亚洲新政策”的“阐释”[15]。
这一点，从艾奇逊国务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说以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3日参加国会参议院秘密听证会的证词当中也可以得到验证。艾奇逊指出：“现在，南朝鲜能够应对北朝鲜挑起的任何性质的纠纷，但是，不能应对由共产党中国或者是得到苏联强大支持的攻击”，“如果发生这种事态，我们将在联合国采取所有可能的行动，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要单独 ( independently )以军事力量来对抗”。当参议院秘密听证会的与会者请求艾奇逊解释“单独”一词的确切意义时，艾奇逊否认这是指“美国单独军事介入”，而是指：“如果根据联合国宪章而采取行动，我们将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行动”。在这里，明确肯定了美国将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的框架下军事介入朝鲜半岛的原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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