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变化，其主要过程从“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28] 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共产党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书记处总书记拉纳迪夫(B.T.Ranadive)打电报祝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国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依靠印度所有爱国者的团结和斗争，印度肯定不会长期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之下。毛泽东在回电中还强调，同解放了的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29] 中国当时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的渣滓”。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30] 毛泽东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31]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32]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间地带正处于激烈的革命过程中，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33]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 Yudin)会谈时，针对尤金关于斯大林时期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认为，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自立的政策。[34] 陈毅曾称赞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K.P.S.梅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对于印度占领果阿，中共中央虽表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相信军事行动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但同时强调中国会尽自己所能结束殖民主义。[35] 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活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36] 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37] 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38] 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39] 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更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40]
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已初露端倪。鉴于历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决策时，充分考虑印度的反应。但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41]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连续照会中国政府，表明其立场。印度坚持认为，“并没有任何确证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任何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印度甚至声称：“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42]
毫无疑问的是，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印度也有错觉，以为我们害怕民族主义国家”。[43] 周恩来1959年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西藏叛乱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44]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因此，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因为尼赫鲁认为达赖喇嘛在印度人的计划里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没有达赖喇嘛西藏会乱。[45] 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强调：“对印度我们一定要反击，这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搞冷战，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斗争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节，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们可能抛开西藏问题来掀起反共反华高潮，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46] 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47]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首要措施。周恩来强调，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上述信函中有关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说法，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所形成的边界线，并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48] 为此，中国12月26日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再次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照会明确指出中印双方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有待于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之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界的安谧。[49] 对这一照会，毛泽东曾经指示，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50]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印度和尼赫鲁的方针政策，由此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方向。
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51]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在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好，这从印度尼西亚对待西藏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52] 而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为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 [53] 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54]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55] 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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