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苏关系和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无疑相信，“西藏、新疆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115] 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116] 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117] 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118] 这样，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苏共中央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你们使美好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多么混乱的境地！在处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你们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当你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当你们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或诸如此类的人递给你们的某种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兴高采烈。对那些不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不受你们摆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你们就暴跳如雷，你们就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政策而处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些坚持原则和真理的兄弟党和国家，把它们当作出气孔和替罪羊，你们甚至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迎合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寻找出路。[119] 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120] 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帐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121]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 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122]
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123] 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124]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125]
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政策立场以及对苏联政策的抨击，苏联做出了公开的反应。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F. Kozlov)在12月2日至8日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也批评中国在中印争端问题上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有利于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共产主义的活动。[126] 在1963年7月25日的一份声明中苏联强调：“当看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并作为寻求独立的国家之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同一个年轻的中立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力图使用那种方法在事关某段边界的问题上取得有利的解决途径，对此人们感到困惑和愤懑。”《真理报》1963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定对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不满。也许，他们希望是用战争手段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并希望得到苏联对他们行动的支持。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得到这些，他们肯定有理由痛恨苏联的立场。”[127]
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强调指出：在实现亚非团结的考虑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使中国的威信受到一定损害。信函进而强调：“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竭力人为地将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中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中共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促使他们转向西方。”[128]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也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种战略态势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而塔斯社则在1963年2月23日在一篇声明中“反驳”“某些外国宣传机构编造所谓的苏联向印度出售大量的战争物资的谎言”；声明还强调，这类报道的目的明显是“使国家关系复杂化并破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129] 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到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9月，苏联决定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130] 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苏联则大力向印度援助相关军事物资。在1967年，印度获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坦克500辆，100架战斗机；1969年至1970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45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两艘潜水艇、一艘驱逐舰、120架MIG-21型截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战斗机、109架直升机、50套地对空导弹发射设备。同西方相应的价格相比，苏联的上述军事设备一般便宜40-50%。[131] 至于从苏联大量购买军事装备的意图，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 B. 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付中国。[132]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133] 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和苏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对此苏联认为，中国在极度恶化同印度关系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同“威胁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134] 中巴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的形成，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失去了效力，美国开始降低对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印度，这种战略调整对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美苏力图谋取各自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中巴战略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印巴敌对所具有的意义，成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冷战和大国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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