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罗米柯随即念了一段塔斯社的声明，并说塔斯社的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同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说，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我们通过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陈毅接着说，我痛恨你说“同印度关系的恶化使我们的错”。
赫鲁晓夫说，我也痛恨你们说我们是迁就，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掌握政权。
毛泽东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最好结束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伙伴、在总体上还是团结的话，一些分歧难道会妨碍我们的友谊吗？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四）印度支那问题
毛泽东最后建议停止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转而探讨老挝的局势。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表示自己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无足轻重，围绕这个问题谣传太多了。赫鲁晓夫说，今天胡志明来找我们谈老挝的问题，我让他去找你们，因为你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感兴趣。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刘少奇同志和我有不同的、有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观点。我们的立场变化了，然后达成了协议，圆满的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老挝战争的升级。刘少奇补充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计划扩大在老挝的斗争，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胡志明的立场。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应该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因为美国人会干预。然后他们就会派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并采取挑衅行动。他们会驻扎在非常靠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方，而我们则远离那里。一旦那里的局势复杂化，美国人可以迅速镇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我们则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我们应建议越南同志不要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总的来说，我们不仅反对扩大老挝的军事行动，而且也反对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在此再重复一下，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金马等沿海岛屿时，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一度情绪激动，言辞过激，充分暴露了对对方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反感。争论的问题也涉及到两党关系以及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赫鲁晓夫在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时气愤的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批评我们，老大哥却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同志的一次会谈中，你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的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批评。而且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米高扬同志发言的时候，你离开了会场。这是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际上，我也可以整理提包离开，但我没有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来了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指责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指责我们。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结果就是你们可以责备我们，而我们却不能责备你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回国后说：现在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但事实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和我们说话不是太傲慢了吗？
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批评苏联实行迁就主义，苏联领导人显得特别激动。赫鲁晓夫说，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了你们的傲慢。陈毅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还是一顶政治帽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做？陈毅说，塔斯社的声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资产阶级。
对此赫鲁晓夫说，你们想让我们屈服你们，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的作风。在谈到波匈事件时，赫鲁晓夫说，你们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听了，你们现在也必须听我们的。收回你们的政治谴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是真话。我们对任何人从来都不迁就，甚至是对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又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驳。陈毅说，但是你们也在我们家门口对我们进行政治谴责，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达赖喇嘛的逃跑都是我们的错。我相信你们这样做就是迁就。
赫鲁晓夫说，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只是提请你们注意一些特定的疏忽，从来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对你们进行政治上的谴责。如果你陈毅同志认为我们是迁就，那么你不要伸手给我，我不会和你握手的。陈毅说，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火。
赫鲁晓夫说，你不要用元帅的头衔在那里吐唾沫，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处于一种多好的地位啊：一方面，你们说着“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那我们是在谈论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苏共21大上提出去掉“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不想任何党当头，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会处于错误的境地。对赫鲁晓夫的表述，毛泽东以调和的口气说，陈毅说的只是特殊性，你不要把它普遍化了。王稼祥也说，这一切都是由于错误的翻译造成的，陈毅没有把迁就说成是某种主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10月4日离京回国。
三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和意义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苏双方通过会谈进一步认识到分歧的严重性，但双方显然暂时都不愿承担挑起论战和公开宣布破裂的责任。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反复强调中苏分歧“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则确定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这次会谈在除印度支那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上，赫鲁晓夫都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他改善苏美关系，这就使中国不能不加重对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的疑虑。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顾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先由周恩来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后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会议认为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
毛泽东在10月14日特别约见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周恩来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强调同苏联的关系要加强团结，但他强调，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 刘少奇12月10日同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谈时也表示说，中苏两党“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
北京会晤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晤，赫鲁晓夫怀着不愉快的心情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无可忍受的愤怒，又不适时宜地与当时充溢在苏联领导层、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中的情绪结合起来。赫鲁晓夫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但苏联方面也不愿承担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因此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1月11日奉苏联政府的指示请求周恩来接见他。契尔沃年科在会见中对周恩来表示：赫鲁晓夫访华时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表明，中苏两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说：中苏两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做出决定，把上次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的记录烧毁。赫鲁晓夫请我代他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问候。”对契尔沃年科的说法，周恩来说，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
赫鲁晓夫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后，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主要谈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前途的看。并确定了中共的相应对策。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毛泽东特别指出，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59年底强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通过这次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判断更为悲观，认为中苏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于1954年访问中国，并与毛进行了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独白和当时在我们周围形成的气氛，得出这种结论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并对所有同志说了这一点：毛不可能顺从那样的情形，即：其它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毛无法忍受这一点。”赫鲁晓夫的这种印象在1959年10月同毛泽东会谈后更加深刻，他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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