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国后，苏联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 报告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作风和决策程序提出批评，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错误和缺点，多数情况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中共中央虽然公开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但实际上许多关键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通常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喜欢这一切，根据所有情形判断，毛确信自己没有错误。这很像我们国家在斯大林晚年时的那种情形。自然，我们无法向中国同志说明这一点，但是，全会应该清楚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这一方面。”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对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中印边界问题，报告依然强烈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1959年12月契尔沃年柯同刘少奇会谈时强硬地说，企图破坏苏联的外交政策将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各个方面。
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做出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 其结果就是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国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 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 苏联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
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原文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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