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1955年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解放浙东岛屿战役，实际是中国再次提出“解放台湾”任务的具体体现。中国之所以在朝鲜停战协议和日内瓦会议后做出如此决策，是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台湾海峡局势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的。一方面随着远东国际形势的缓和，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反对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成为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突出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炮击金门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方法。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特别是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战役的动因，国内学术界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论点和结论。
但对中国在危机期间的重要决策，特别是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决定结束危机的主要考虑以及危机结束的主要进程等重大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尚缺少系统的研究。 本章主要依据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文献以及其它相关资料，对有关结束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背景、中美双方的政策设想以及政策实施的结果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决定结束危机的背景
到1955年3月初中国占领南麂岛之后,炮击金门的目的如表明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打击国民党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破坏性战争等已基本上达到，其它目的如顺利解放其它重要的沿海岛屿，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等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可能实现。但更为重要的是，到1955年2月份,中国已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预见到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既存在着担心，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敌视，从而使中国在这一地区陷于外交上的孤立，不利于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因此从一江山战役结束后，中国一方面继续在台湾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联合国停火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各种途径，万隆会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政策的实质和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中共中央决策机构做出了充分的分析。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后,发表了《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活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方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的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2月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阐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策略和对斗争前景的估计。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只有弄清资本主义世界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做法，看清世界大势，才能站稳我们的立场，确定我们的方针，运用我们的策略，来达到既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解放我们的领土，又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目的。”中国的立场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对于中国的策略，周恩来强调，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和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地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方法。对此周恩来总结说，解放台湾的斗争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做全面的估计，从各方面来进行配合，以承担这个历史还没有完成的解放全中国领土的任务。而完成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中国。
中共中央的声明和周恩来的报告，实际上是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处理台海局势的基本纲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将要采取的政策及其目标。首先，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特别是反对所谓联合国的停火案；其次，明确反对任何针对台湾问题的所谓“中立化”、“托管”等建议，在此中国主要是批判英国的政策；第三，充分认识到美国军事威胁的严重性；最后，认识到解放台湾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要争取周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样才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国家。
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要求讨论和干涉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后，苏联在30日向安理会提交了“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它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谴责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行为，要求美国撤出其军事力量。安理会31日决定将新西兰和苏联的提案一并列入议程，但决定先讨论新西兰的提案，后讨论苏联的提案，并决定在讨论新西兰提案时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2月3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告安理会主席贝朗德：中国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中国的坚决反对使安理会不得不决定无限期搁置对新西兰提案的讨论。艾森豪威尔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对哈格蒂说：“他们（中国）肯定正在尽其所能来考验我们的耐心，在那种情况下，保持镇静真是难上加难。有时我想，最好是立即对他们紧追不舍，不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有任何挑选的时间和余地。”
中国清楚地意识到在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中国”的问题，因此对此坚决反对。1955年2月5日在同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会谈时周恩来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军事的真正努力，现在的问题在于新西兰提案是通过联合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国民党集团谈判停火，这就是把属于中国内政的事，放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指出：这样的活动包含一个阴谋，“要造成两个中国，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周恩来在会谈时还发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问题。 哈马舍尔德接到周恩来的答复后通过魏斯特朗转来口信说，如果现在要使讨论超过新西兰提案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2月9日答复说，中国恰恰认为，如果把问题放在强使中国同国民党集团停火，那么这个问题就不能列入议程讨论，因为不论联合国还是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要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首先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美国必须同中国面对面地坐下来谈判，这才真正能解决问题。周恩来还明确表示：“如果说，由于我们不容许联合国或任何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就不愿意同我们直接谈，一定要进行战争威胁，甚至要打，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和，美国要打，那是谈不起来的。不过我们要补充一句，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是一定抵抗到底的。我们不能由于美国的战争威胁就接受美国的侵略,承认解放台湾不属于我们的内政。” 另外,美国出于政策需要，也坚决反对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同中国进行直接接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诉哈马舍尔德，他这样做超出了秘书长的职权范围，并要为此承担责任。杜勒斯也认为哈马舍尔德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这样会导致中国的误解，他指责“哈马舍尔德似乎认为自己在联合国事务中可以起到双方仲裁者这样一种由法律所确定的作用”。 美国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哈马舍尔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中国还向一些友好国家解释和说明中国这一政策的原则性。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一切努力都不能容许落入两个中国的圈套。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中国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判，因为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但现在美国是躲在后面，让蒋介石出来谈，这个阴谋就是一方面搞两个中国，一方面卸脱美国的责任。 在此之前，中国试图通过苏联向英国、印度建议由苏、英、印三国发起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这是中国反对联合国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在联合国以外的国际会议上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次尝试。2月4日，苏联建议二月份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由中、苏联、印度、美、英、法、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参加的十国会议。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会议的成员既包括了同局势直接有关的双方，也包括了对亚洲和平特别关心的五个亚洲国家。这样的会议有可能为缓和台海局势找到解决的途径。但美国以没有国民党参加为由，反对苏联的建议，并宣称台湾问题仍是一个所谓的“联合国的项目”。缅甸总理吴努也曾向艾登建议在新德里召开一次由英、印、中国和苏联参加的会议，就台海局势交换意见，但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 对此中国认为，美英对在联合国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但中国仍主张在国际会议上同美国谈；另外，中国坚持反对蒋介石参加的拟议中的国际会议。 这样，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在反对联合国干预中国内政的同时，通过其它国际会议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反对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中国的一贯立场，在危机的后期更是如此。首先，中国对英国支持新西兰提案的立场予以批评。 周恩来1月28日接见杜维廉时批驳了英国的立场，他指出，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捷克的贝奈斯政府，如果英国政府真正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就应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而不是希望中国让步。 而此时英国则是希望中国能做出保证，不以武力进攻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以此促成中美接触。对此周恩来在3月1日致函艾登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都是欢迎的”，但是艾登所提出的建议“不仅不能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还会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因而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周恩来在信中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中止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是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 艾登3月8日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虽然批评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但他公开要求中国保证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并建议由国际组织考虑台湾未来的地位。这种政策自然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抨击。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报刊的反应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政策立场，《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发表文章，将英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这些文章指出，“艾登所走的道路是十六年前张伯伦走的道路，这是一条纵容侵略、鼓励战争的道路，是给全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在内带来无穷灾祸的道路，但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慕尼黑的时代，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绝不容许历史的重演。英国的帮凶行为必将自食其果”。 中国对英国政策的抨击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并不了解美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和矛盾，认为英国实际上执行的是纵容美国的政策，因而也就无从希望利用英国来影响美国的政策。
影响中国在危机后期决策的一个突出原因，是对在台海地区存在战争危险可能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包括了两点基本估计：第一，美国已将防线扩大到沿海岛屿；第二，美国可能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有关第一个问题，从1月底至2月上旬《人民日报》的社论及《世界知识》的文章都显示了中国对这一前景的基本判断。《人民日报》在评论艾森豪威尔致国会的咨文时指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是“战争咨文”，因为他“要求国会授权他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公开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并对中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同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美国政府还企图进一步侵占我国沿海岛屿，作为它进攻我国大陆的桥头堡”，把台澎、沿海岛屿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而《世界知识》的文章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在评论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时指出，这一咨文的目的就是“在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公开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和中国沿海岛屿，并对中国大陆发动直接的武装侵略”； 在评论杜勒斯2月16日在外交政策协会演讲时更为激烈地斥之为“强盗逻辑”，文章强调，因为在杜勒斯看来，“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美国就必须占领台湾；为了台湾的‘安全’，美国就必须侵占中国的沿海岛屿；再进一步就是为了保障沿海岛屿的‘安全’，就非进占中国大陆不可”。 另外，1955年1月底美国国务院向驻苏使馆通报了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所谓的“新政策”，要求苏联能在说服中国“约束”自己的行动上发挥其作用。苏联驻美武官曾经在一次非正式宴会上向美方询问：如果中国进攻台湾地区并占领了沿海岛屿，美国将采取什么对策。得到的回答是，那将意味着同美国开战。 目前尚无档案证实苏联是否向中国透露过此类情报，但中国这一时期的宣传则反映了中国对局势的看法。同时，另外一则中国方面公开的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1955年1月28日,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约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说：“如果中国政府根据美国部队决不会在这些岛屿地区援助他们的国民党盟友这一假设来制定他们的计划，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引起了中国决策者在危机后期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1955年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来自美国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周恩来在1月31日的国务院会议上也说：“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我们要对人民进行很好的教育。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进行工作，积极地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为此，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参加签名运动的不仅有政界、科技界、文艺界、宗教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而且还有天南海北的各地人民。到1955年3月份，全国已有三亿人参加了签名。同时，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展了这一运动。《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主要报刊不断发表文章，揭露美国企图发动核战争的阴谋，《人民日报》从2月中旬开始还开辟了《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专栏，专栏中发表的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在东方和西方加紧准备原子战争，但“在全世界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的时候，谁先使用原子武器，谁就不能逃脱战争罪犯的命运，落得可耻的下场”。这些文章还说，就原子武器而论，美国已经落后于苏联。“最怕原子武器的，并不是中国和苏联，而是工业集中的美国”。 中国的这些行动显然是要制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舆论。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1955年4月23日回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提问时说：“在现在的台湾局势中的确存在着新的国际战争的危机，但现在的形势是否会导致大战，决定于美国。”在4月30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周恩来更为明确地指出：“由于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如果台湾海峡在当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对中国争取和平环境以及国内的经济建设显然都是非常不利的。对台海形势的这一分析，是影响危机后期中国决策的重要因素。
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周边国家对此反应不一，除少数国家支持中国的行动外，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行动持担心和怀疑态度，甚至还有一些国家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政策。在1955年年初台海危机开始进入高潮后，亚洲一些国家对局势表现出明显的担忧。缅甸政府认为目前台湾海峡形势“将使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它呼吁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并称缅甸愿意帮助中国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局势的发展不会“直接危及世界和平”，同时希望中国不要“急于在这一时候解放它所有的领土，特别是在它宣布愿意参加亚非会议的时候，它不会采取这种不利于它自己的行动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指出，“东亚的平静被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沿海进行的战争所扰乱”，日本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迅速安排停火，以便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希望中国“将忠实它所宣布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以适当的行动来证明”。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应在台海地区避免使用武力，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
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对中国持敌视立场，甚至主张用“两个中国”、“台湾独立”以及“联合国托管”等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泰国宣称，台湾当局是“联合国公认的合法政府”，中国解放台湾是“侵略行为”。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公开声明，应该给予台湾以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台湾人民可用选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领袖；否则，联合国将对台湾实行托管。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甚至说，承认台湾和中国，可能是解决目前国际僵局的“最好方法”。菲律宾和日本还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打击。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在1955年2月3日宣布，“台湾和菲律宾在这一部分世界抵抗侵略的防御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菲律宾对台湾海峡局势不能“漠不关心”， 因为台湾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必须保持自由和留在友好国家的手里”。日本首相鸠山一郎3月10日对合众社记者表示：“两个中国”是解决问题的现有的最好办法，并称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可以“自由地使用日本基地，以进行或支持美国对红色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些亚洲国家的反应和政策对危机后期中国的决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当中国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
另外，苏联在危机中的政策也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相当微妙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资料看，苏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也持怀疑态度。虽然苏联在联合国多次抨击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但对于苏联是否在这次台海危机中向中国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目前尚无两国直接的档案材料来加以印证。苏联驻美大使在3月初危机高潮的时候曾对新西兰驻美大使孟罗说，苏联虽关心台海局势，但他们感到无法控制中国的行动。 苏联领导人在1955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向西方表示，苏联担心中国，他们同西方一样希望“金门和马祖能沉没海底”。 这似乎反映出苏联对中国政策的不满以及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鉴于上述形势，中共中央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后开始考虑改变中国的政策。在军事上，暂时搁置原定的攻占马祖的作战行动，并逐步停止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炮击。在宣传上，淡化抨击美国的调子。进入三月份后，中国明显降低了谴责美国的宣传程度，《人民日报》在整个三月份已几乎见不到前一阶段那样的猛烈抨击美国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愿意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1955年2月6日至10日，周恩来同哈马舍尔德就台湾问题交换信件时向美国提出建议，希望它“坐下来同中国面对面的谈判”。 周恩来在4月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和缓并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4月15日在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周恩来也指出，如果美军撤出台湾，中国是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是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中国也准备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美国发表声明。但周恩来同时强调，这一切目前只是一种希望，中国并不期望美国政府立即改变态度，“但中美关系终究会改善的，即使等上一百年也可以，世界上的国家不会永久处于对立状态”。 这些都明确表明了中国政策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充分利用万隆会议，向周边国家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政策，向美国发出缓和局势的信息，并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向一些与会者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完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实现领土完整和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并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愿意就国际性问题进行谈判，或举行国际会议或进行中美直接谈判。但周恩来强调，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美国提出的停火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周恩来还谈到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这同中美之间的谈判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会议期间，亚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受杜勒斯之托，同时也是出于它们对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关注，希望周恩来能在台湾问题上发表一个声明以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周恩来发表了影响危机结局的著名的4月23日声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总结说：“四月二十三日的声明已经发生了影响，对于亚非会议取得协议也起了作用。”他还强调指出：“半月来的外交接触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美国是需要同中国谈判的。” 在美国对中国的声明做出积极的反应后，中美便开始准备进行直接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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