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结束危机的政策立场
美国虽然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是想造成在台海地区事实上的停火，以拖延时间来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1955年5月3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马金斯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表明英国支持美国同中国谈判的政策；但杜勒斯告诉马金斯说，美国非常希望在台海地区实现事实上的停火，“目前局势的缓和可能会改变局势，拖延时间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5月25日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也说,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要使事情“处于沸点状态”，力图避免达成一种形式上的安排。而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这一分析。 导致美国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对台海地区局势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判断，对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传递的和解信息持怀疑态度，并拒绝这些国家进行调停。5月初,印尼驻美大使穆卡尔多向杜勒斯通报了阿里总理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说明中国希望同美国直接谈判，并将台湾问题分为国际和国内两部分。穆卡尔多还表示印尼愿意在这方面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同时黎巴嫩驻美大使查理•马立克也向杜勒斯建议中美之间应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对此杜勒斯表示，不会很快举行这样的谈判，但可以先通过调停人交换一些口信，进一步试探中共的真正意图，另外还要考虑谁充当调停人最为合适的问题。 由此可见美国拖延时间及对谈判的消极态度。
其次，美国在处理同中国关系时，还必须顾及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压力。在美国对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声明做出反应后，国民党就立即同美国接触，试探其态度和立场。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5月5日同杜勒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会谈时一再坚持，如在台海地区实现停火，必须由中共单方面发表一项放弃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声明；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担心美国同中共的谈判将损害国民党的切身利益。杜勒斯解释说，美国并未采取任何步骤与中共接触，美国的意思是等着瞧，看中共是否愿意接受停火。他强调说，如果中共能够公开声明不打算以武力解决问题，那么美国就准备同中共谈判其它问题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杜勒斯向顾维钧保证，没有台湾当局在场或未经它的同意，美国只与中共商谈有关美国利益的问题，不去谈任何足以影响国民党利益的问题，并称以后不会有雅尔塔之事发生了。在此之后的会谈中饶伯森还告诉顾维钧，虽然协防金马是单方面的承诺，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决定参与保卫沿海岛屿，美国舆论及盟国都会给予支持。 美国对国民党的这一立场表明，美国的意图是稳定台湾海地区的现状，并重新加强对沿海岛屿的支持，安抚蒋介石以打消其对未来中美谈判的疑虑。因此万隆会议以后，美国又多次表明对沿海岛屿的立场，并探讨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御。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在5月3日通报杜勒斯给蒋介石的电报时称，局势并没有变化，美国方面表示理解蒋保卫沿海岛屿的立场，继续给予蒋强有力的支持，并决定不久将派军方代表就这一问题同国民党交换意见，探讨以何种军事手段来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卫。蒋介石问这个电报是否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上承诺用美军协防金马。兰金回答说，按他的理解不是，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5月4日，艾森豪威尔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讨论如何加强沿海岛屿防御时指出，首先应加强供给，增加岛上的自动武器、水下障碍物、在海滩上布雷及铁丝网防御带等。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强调，美国应在台湾岛上部署空军，以便使国民党可以抽调出兵力更好地防御沿海岛屿。国民党似乎也理解了美国的这一意图，台湾当局打电报告诉顾维钧，没有必要在同美国方面讨论或辩论协防金马的问题了，“我们所要说的已由蒋总统反复说过了。因此，我们现在可能做的事，就是表示我们将继续尊重和遵守条约义务和我们的保证，并希望美国也能这样做”。
美国的这一立场还突出表现在5月9日至11日杜勒斯在巴黎召开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上就远东问题做的长篇大论。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y Spaak）在会上谈到了欧洲对台湾问题的普遍看法：第一，防卫台湾与防卫沿海岛屿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欧洲对蒋的作用的评价与美国不同，他们认为蒋在亚洲的作用已经结束，而且蒋的声明通常是危险的。斯巴克强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同周恩来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杜勒斯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特别是对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解释。他说，远东的重要性和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扩张的威胁，使美国“经不起放弃这一地区的损失。幸运的是，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岛屿和半岛的位置，有利于美国保持某种集中的力量优势”。杜勒斯强调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就是：坚定地面对威胁性的侵略，倡导集体领导，既要避免侵略，又要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因此美国不得不依靠与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新美条约和在冲绳的特殊地位等双边安排来进行防御。关于亚洲的形势，杜勒斯告诉北约的部长们，目前主要有两个危险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越南；而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原因主要是对盟友的忠诚以及台湾地位的重要性，丧失台湾将产生严重的心理和战略上的后果。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和士气，是美国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杜勒斯为美国的政策辩解说，美国并未承诺协防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一部分，但中共从来没有对沿海岛屿和台湾做出任何区别。关于蒋的评价，杜勒斯赞扬道，蒋是个“正直的人，忠诚地反对共产主义，对朋友忠心耿耿、信守承诺”，美国将继续支持他。
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的讲话，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万隆会议后似乎又回到了危机高潮时期的“新政策”，即强调台湾对美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金马对保卫台湾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国民党士气的重要性。杜勒斯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揭示了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深层动因，也是决定美国在万隆会议后对待中美谈判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两个中国”的长远政策设想铺平道路。除前文所述外，杜勒斯还在危机期间第一次向国民党谈论“两个中国”的问题。1955年2月10日,杜勒斯在同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顾维钧会谈时说，在存在着两个敌对的中国力量以及两个敌对的中国政府的意义上，现在就存在着“两个中国”；同时还存在着内战的局面，它使双方进行内战。杜勒斯进而宣称：“我们承认中共政权存在是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承认在东德、北韩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事实一样，但没有外交上的承认。我们不承认它是合法政府……我们决不在外交上承认它。”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杜勒斯多次表示“台湾地位未定”。他在1955年3月24日同梅农谈话时强调,在过去六十年中台湾并不属于中国人，美国从日本那里占领了它，而“北平当局自以为是地要求我们应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领土，由我们移交给一个公开对我们持有敌意的政权”。 饶伯森还在4月底打电报向杜勒斯汇报说,美国一些盟国和美国部分舆论赞同，在四十八个签订对日和约的国家的保护下，将台湾中立化。 美国的这一立场制约着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态度，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不能取得进展的直接原因。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倡议持消极态度，但也不能完全熟视无睹，以免造成外交上的被动。杜勒斯在得知周恩来5月13日的讲话后致函艾森豪威尔说，周的报告“值得注意,这可能意味着试图将台湾与金门和马祖区分开来，这样它们可以进攻后者而不被认为是直接进攻台湾”。基于这种判断，杜勒斯在5月24日写信给周恩来,同意双方举行会谈“以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虽然做出如此表示，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这首先表现在美国对待亚洲一些调停国家活动的态度。尽管遭到美国方面的冷遇，印度继续其调停活动。梅农6月初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了多次会谈，梅农向美国提出了直接的问题：中美有无进行直接谈判的可能，美国在中美举行直接谈判的问题上有无先决条件，中美若举行谈判将采取何种方式。吴努也在7月初同杜勒斯会谈，探索中美进行直接谈判的途径。对于这些调停活动，杜勒斯明确表示了美国当前对谈判的态度及其对台湾政策的立场。杜勒斯说，通过谈判来企图寻求解决方法，整个问题可能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以解决；同时这种谈判不能涉及第三方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杜勒斯在这些会谈中一直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他对梅农和吴努说，从法律上讲，台湾的地位依然没有确定。中国人已经六十年没有占领台湾，没有台湾一段时间也无妨，况且是美国从日本的手中占领了台湾，不会将台湾拱手送给一个敌对的政权。中共想夺取不属于它已有六十年的台湾，这肯定会导致武装冲突。杜勒斯还强硬地指出，美国不能认为如何处理台湾仅仅是个“内政问题”，“当中共要求和平的时候，允许它们以武力夺取领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杜勒斯的这种立场实际上是美国消极对待中美谈判的重要因素。
杜勒斯的态度不仅导致亚洲一些调停国和西方盟国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决策层内部一些人的担心和异议。6月10日,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威廉•西博尔德（William Sebald）给国务卿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分析了前一阶段梅农的调停活动后指出，中国希望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表示愿意允许国民党和平撤出沿海岛屿，这可能表明中国愿意继续维持台湾的现状来换取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为此西尔博德建议，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应“准备探讨任何合理的方法，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通过灵活地表达我们的观点使时间对美国有利”；而这种情况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更为突出，因为中共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目前在台湾海峡出现的事实上的停火。西博尔德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避免被迫处于下述地位：第一，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第二，面对中共针对沿海岛屿的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再次使美国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要么允许这些岛屿丢失，要么在没有盟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 西尔博德的建议对杜勒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出于对梅农调停的反感以及对局势的考虑，杜勒斯开始准备面对中美谈判。他在6月19日同艾森豪威尔谈话时表示，梅农“是令人讨厌的”， 因为他搞乱了交流的渠道，没有能清楚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为此杜勒斯建议，中美之间有可能交换“特派员”（commissioner）来澄清各自的立场，并处理在中国的美方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强调，这可能是目前摆脱困境的一个途径，并建议利用第三国的代表来做这件事。艾森豪威尔虽同意与中国谈判探讨上述问题，但他主张，同中国直接打交道应是更为有效的。
与此同时，英国也反对通过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来进行调停。6月20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同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会谈时说，梅农的活动对局面没有什么帮助，并解释说他和总统会见梅农仅是因为尼赫鲁写信请求这样做。麦克米伦表示，梅农正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并可能给中共带来如下看法，即可能达成一些明确的方案，如果事情不按那种途径解决，它们感到惟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为此麦克米伦建议，美国通过英国做这些事要比通过印度好得多，因为印度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通常是夸夸其谈，于事无成。他问杜勒斯有何看法。杜勒斯通报了美国准备派特派员的设想，但他强调指出，关于台湾问题的长远考虑，现在除静观事态发展之外，不可能去做其它事情；“我们要知道中共是否真正能保持其对国家的统治或是否可能垮台，或在另一方面他们是否会采纳一些行为准则使之成为体面社会的一员，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年时间，这一过程将对台湾局势产生影响。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关键是不要发生战争。关于金马，杜勒斯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撤出这些岛屿是“行不通的”，如果局势明朗不会在沿海岛屿爆发战争，那才有可能减少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军队，但这种撤退起码在目前是毫无可能的。
杜勒斯的这种态度表明美国虽同意谈判，但并不想真正解决台湾问题，而重新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持强硬政策，其目的是想稳定台海地区的形势，造成事实上的停火，并以此表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国的立场。杜勒斯向一些调停人反复表达了这一立场。梅农在7月2日同杜勒斯会谈时指出，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美国要么不得不干预，要么就要遭受丧失威望的痛苦。杜勒斯解释了美国此时对金马的政策，他说，如果以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来换取和平的话，那么香港怎么办？香港从地理、种族和经济上都更靠近中国。中共占领大陆五年内都没有攻击金马，“为什么现在突然对它们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它们一直等待空军基地建好后再以武力来夺取这些岛屿”。杜勒斯表示，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一样，在远东地区使用武力是不能取得和平的；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如果以武力来寻找解决方法，惟一的答案就是使用剑来回答。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突然要求立即解决问题，“因为目前除战争外没有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法；如果中共采取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立场，那么它们就不得不承担后果”。针对梅农提出的金马是不是中国之一部分的问题，杜勒斯甚至说，从地理上讲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从政治上讲，“沿海岛屿和香港一样都不属于红色中国”；美国不仅将来不会促使从金门和马祖撤出，而且现在也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谈判撤出金马的问题，除非梅农讨论中共从大陆撤出的问题。杜勒斯最后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想通过谈判来达成迅速解决整个问题的目的，这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目前战争的可能性要比和平大得多。他在7月6日同梅农的另外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共不得对金马使用武力加以占领。
美国的这种态度使英国无法发挥调停人的作用，加之美国对沿海岛屿重新采取强硬政策，导致英国方面对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向表示担心。6月30日,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缓和紧张局势。麦克米伦特别指出，美国采取积极的行动，将有助于抵制苏联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提出召开远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并能防止中国可能采取“一意孤行”的行动。
对如何同中国谈判，美国决策者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对于杜勒斯采取“特派员”的设想，饶伯森持反对意见。他在7月1日给杜勒斯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虽然同中共交换“特派员”看上去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中共也很可能接受这一建议，但这样做会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有悖于美国只承认国民党当局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以及台北驻外代表具有维护海外所有华人利益之权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让中共特派员来处理中国留学生问题就构成了对这一政策的否定。饶伯森进而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我们的行为无意识地表示承认中共有权要求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其效忠并提出保护，依我之见，这也会损害台湾和远东其它地区的士气，并削弱中华民国的地位”。其次，互派特派员会造成一种错觉，即这是美国准备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最后，“在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反对中共政权，由中共特派员或其代理在美国这个号称代表并保护他们权益的国家里对他们进行调查会导致他们的不满”。为此饶伯森建议，美国在同中共进行直接谈判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提高美国和中共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问题谈判的人员级别；二，委托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处理双方回国人员的问题。
饶伯森的建议深得杜勒斯的欣赏。在7月3日同吴努会谈时杜勒斯就表示，由于同梅农没有使整个局势产生任何进展，美国打算在日内瓦同中国直接谈判，并有可能提高谈判的规格。杜勒斯还在7月5日写给饶伯森一份备忘录，认为饶伯森的分析极有说服力，他指示立即通过艾森豪威尔或由他本人写信或通过梅农，向中国表示美国希望将美国政府与中国在日内瓦就在押人员的谈判提升为大使级。 杜勒斯实际上采取的是三管齐下的方法来传达这一决定。7月7日，他打电报给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将艾森豪威尔致尼赫鲁的信发过去，让使馆转交正在国外访问的尼赫鲁。信中称，美国准备同中国谈论各自人员的遣返问题。7月8日，杜勒斯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转达将日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口信，并明确表示不想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11日，美国通过伦敦向中国发出正式函件，内称中美在日内瓦进行了多次关于遣返各自要求回国之平民问题的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如果会谈能在更有权威的层次上进行，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双方的、其它有争议的某些实际问题。函件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在日内瓦举行会谈。12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向他通报美国决定将日内瓦会谈提高到一个“更为权威的层次”，以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存在于中美之间的“其它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尼赫鲁怀疑仅仅靠提高谈判级别就能取得进一步的结果，并敦促美国采取实际行动来减少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避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再起冲突。 但由于美国已决定不让尼赫鲁充当调停人，对印度的反对意见自然是充耳不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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