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美国与日内瓦会谈的准备
美国方面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7月13日和15日,周恩来两次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临时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时表示，美国在口信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所争执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并请英国将表明中国立场的回文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中美两国同意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联合公报草稿转交美国，建议中美谈判在7月21日开始。 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还公开表示，中美之间的谈判除能够使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外，还应能为“中美之间关于缓和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谈判作准备工作”，解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并希望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将其“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英国也认为美国的提议太空泛，设想太僵硬，麦克米伦打电报给杜勒斯说，中美之间有许多缓和紧张局势的问题可以谈，如停止攻击商船、和平利用公海等，同时可以进行一些相当普遍和实用的对话，而又不损害美国对国民党的义务。
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方针已定，美国遂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谈判的具体时间、谈判人选和具体内容。关于开始谈判的具体日期,艾森豪威尔在7月15日同代理国务卿胡佛会谈时说，他对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13日通过英国传递的口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果在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开始美国同中共的双边谈判，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复杂局面”。在同胡佛商谈后决定，以美国不能及早派出代表为由，将谈判的最早日期定为7月25日，并电告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杜勒斯。杜勒斯经过考虑后决定将谈判日期定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并通过英国将美国的决定转告中国。随后双方在25日发表了关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联合王国的外交途径通信的结果，同意过去一年双方在日内瓦的领事级代表们的会谈应该在大使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愿意回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的解决，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议的某些其它的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级代表的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 在新闻公报发表之前，中国对美方措辞的公报中使用“北平”一词持有异议，坚持应使用“北京”，其中的政治含义不言自明。杜勒斯经过考虑后，认为国务院如无反对意见，可采纳中国建议使用“北京”。后经欧念儒的提议并得到美国的同意，决定在新闻公报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
如何选派谈判的人员，美国决策者经过了一番考虑。杜勒斯起初考虑选派国务院法律顾问弗勒格，因为后者当时也要去日内瓦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饶伯森则建议由兰金出马，由于兰金是著名的亲蒋人物，这一提名的用意非常明显。最后杜勒斯决定由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担任，他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此举主要是淡化谈判的重要性，因为约翰逊一年前就在日内瓦同中共开始这样的谈判了；“这样，除了给中共提供提出问题的机会之外，这种谈判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以往它们可以经常通过调停人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还得听一听。而现在的做法是，我们要保持福摩萨海峡地区事实上停火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至于谈判的内容，杜勒斯在7月中旬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谈判中的“其它一些实际问题”做了解释，这些问题包括：对待战俘的问题、反美宣传、中共空军对民航飞机的攻击已造成美国人死亡的问题、从中国领土或北韩领土上起飞的飞机攻击在公海上飞行的美国飞机及可能违反朝鲜停战协议的问题等。杜勒斯在7月26日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美国参加谈判的基本目的是，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遵守联合国的避免任何足以破坏国际和平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的原则而接受停火的主张”。在7月29日给约翰逊的指示中,杜勒斯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谈判的主要内容：第一，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指示强调，“诉诸武力将会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统一问题。第二，释放人员问题。指示强硬地表示，“只要美国人员一天不得释放，就将在美国国内产生不良影响；只有中国采取主动措施，美国才能考虑对美国公民去中国大陆采取较少限制的政策”。第三，谈判不涉及到国民党的权利问题，如有疑问，必须请示国务院。
针对国民党对中美会谈的担心和疑虑，美国还向国民党做解释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叶公超、顾维钧多次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谈，了解梅农活动的情况，询问美国是否考虑把联合国席位或沿海岛屿给中国以“安抚英国人或民主党人”。美国方面反复说明与中国谈判不会损及国民党的利益，杜勒斯声称：“如果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公开把联合国席位让给红色中国的话，他将会减少得选的机会。” 7月28日,在中美会谈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饶伯森还进一步向顾维钧重申美国的立场，他指出，国民党不必对日内瓦会谈过于焦虑，美国对台湾的地位极其重视，“因为它拥有亚洲第二大反共武装，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另外，中国大陆的景况很不令人满意，而且在人民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因此对国民党来说，出现不诉诸武力而能光复大陆的机会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饶伯森再次向顾维钧强调，对日和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但未明确规定该岛应该归谁，因此台湾的地位依然未定。饶伯森甚至说，“中国”这个词是意见分歧的根源。“北平政权声称台湾属于大陆，而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坚持台湾属于由它代表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有两个中国。承认北平政权的国家，认为大陆中国是台湾和沿海岛屿应当归属的中国。但是只承认中华民国的美国所持的立场，是承认它们属于国民党中国”。 美国的政策立场非常明显。
最后,再次确定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国务院情报协调局在7月20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3号文件进行评估时指出，“远东地区普遍希望和平的愿望已经提出了一些全部以牺牲国民党利益为代价的让步，如放弃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或由联合国的机构托管台湾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和便利的行动步骤”来达到最终“消灭中华民国并和平解放台湾”。报告进而强调，这种行动方针将不排除对沿海岛屿采取进攻行动，但中共将会逐步增加其军事能力以建立对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因此，如果中共成功地占领了沿海岛屿，并由此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重要部分，这将直接和间接地导致国民党在台湾地位的极大削弱。 对于美国的这一立场，除前述的各种解释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期间向英国方面做了明确的表示。艾登首相虽然表示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是英国“一贯而坚定的政策”，但英国不能同意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沿海岛屿属于中国，美国承诺协防这些岛屿，不是出于坚强而是出于软弱，同时也是愚蠢的。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共开战，将会给英国带来一个“可怕的难题”。艾森豪威尔同意艾登的分析，承认自己的责任是沉重的，并决心去抑制蒋介石。但艾森豪威尔却说，他所愿意做的只是努力说服蒋不要把这些岛屿作为根据地，而是看成前哨基地。他进一步强调，重要的是，蒋已经将这些岛屿视为其力量的象征，美国人也感到“在这一地区再次后退将对我们所有的中国朋友产生最严重的影响”。 杜勒斯在日内瓦首脑会议时也向艾登说明美国的这一立场。在7月17日的会谈中麦克米伦问道，如果沿海岛屿遭到进攻，美国会不会干预。 杜勒斯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假如沿海岛屿在48小时内被攻占，那么美国将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但如果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的防卫”并守住了岛屿，那么要求干涉的舆论将会增强，美国最终可能会采取行动。杜勒斯还谈到了奠边府，他说美国在奠边府的利益几乎没有在沿海岛屿那么大，但美国的反应却是坚决的。同时，“美国人民已将这些岛屿视为一个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柏林封锁时将柏林视为一个象征一样”。杜勒斯也无可奈何地向艾登承认，在沿海岛屿问题，美国“正坐在火山口上”，问题的解决只能期望于几年后更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军队，沿海岛屿对国民党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下降。但目前除了“努力带好这个宝贝”外没有任何选择。
中美日内瓦会谈前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活动表明，中国出于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国际和平环境的考虑，在炮击金门的目的部分实现之后，便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希望促成中美之间的直接谈判，不仅近期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还能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寻求一种途径。美国方面则始终对中美谈判持消极态度，只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在一些国家的斡旋下以及美国国内其它因素的促使下，才使美国政府做出与中国谈判的决定。但美国在日内瓦会谈前的外交活动清楚地表明，美国对待谈判的态度是以“台湾地位未定”和“两个中国”为基础的，这也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长期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支持蒋介石、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保持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的力量存在，迫使中国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维持台海地区的现状。这也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中一贯坚持的立场，更是中美谈判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尽管美国对谈判的态度和立场极为消极，但它毕竟同意与中国进行谈判以缓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到1955年8月1日中美日内瓦会谈正式举行，持续了11个月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终于结束了。但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并随着谈判的进行而更显突出。
原文发表于朱瀛泉主编《国际关系评论》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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