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过系统研究两次台海危机，至少可以从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两个层面来考量中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在危机中的决策，它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变化及其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的若干政策方针。
两次炮击金门的目的是大为不同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战略从“温和路线”逐步转向“激进路线”的过程。第一次炮击的目的是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的，而其中军事目的是明确而重要的，体现了1949年以来中国力图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当炮击的实施无可避免地带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最后签订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和敌视的时候，中共中央主要的决策者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和重视英国、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对缓和危机所展开的外交努力，并积极向美国传递相关的信息，其结果便是万隆会议的作用和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开始。而第二次炮击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军事目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要的，是中国外交开始推行“激进路线”的一次突出的体现和实践。中国在危机进程中强烈抨击英国的政策，反对印度、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调停，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变化。1959年2月，中央外事小组的一份文件对第二次炮击金门的政治意义做了如下总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来看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这样，通过炮击所展示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同这一时期苏联所提倡和实践的“三和路线”特别是同西方进行缓和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虽然认为，1958年炮击金门是在美国在中东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增加美国人的困难方面，这个步骤是有用的。但他在1959年底也承认：“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因此，炮击金门所表现的中苏在意识形态以致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成为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起因。
中国外交的这种“激进路线”还形成并完善了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指导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包括：其一，反对苏联的“三和路线”，坚持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进行斗争，支持世界革命。对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也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它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伊拉克发生革命，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神魂不定，决定派兵去黎巴嫩。但是全世界人民群起反对。联合国在8月2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大多数国家要求美国和英国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兵的决议。”毛泽东强调，联合国这个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在金门打炮。从8月下旬我们开始打炮起，经过9月一个月，到10月，美国人就开始把情况弄清楚，看到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些地方都拿回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军舰调回去了。这件事闹得全世界都心神不安，特别是闹得美国心神不安。美国人历来是欺负我们的，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欺负他们一下，所以说金门打炮是我们欺负美国人的。”在1965年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支持世界革命。但中国有时故意大喊大叫，比如在金马问题上，在中国的领海内放几发空炮，能起什么作用。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注意，在于美国没有安全感。
其二，同第一个方针政策相适应，中共中央领导人坚持不怕战争，实行同对手进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战略，并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所产生的是有利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次炮击金门，说明我们有权利攻击沿海岛屿，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同时也教育了全国人民，锻炼了军队。”毛泽东后来指出：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1958年12月21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时说，世界上终究还有一些战争狂人，要搞冒险，它们可能会找机会将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我们力求避免这种情况。但它们要挑衅，我们也要有所准备。它们来了，我们就打，打完以后再搞建设。它们要打时，你愈是怕，它就愈要打。我们说美帝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从发展前途来说，从战术上美帝仍是活老虎。在每个斗争中，都要认真和它打，不要怕，要把它当作活老虎来打。未来争取和平的十五年也是斗争的十五年，随时准备它们闯乱子的十五年。世界上再来一次战争的话，帝国主义是要消灭的。当然，最好是不打起来，但它们要打，我们也不要怕。” 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认为，炮击金门“第一个成功”就是证明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破产。
至于炮击所产生的紧张局势，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紧张给我们带来好处，如干劲更大，工作更好，速度更快。有一个金门、马祖在那里，我们的海军、空军、陆军、炮兵都得到训练的机会。我们要打就打，要停就停。也更有利于动员全国力量搞建设，增强国际力量，增加兵工生产，提高技术和加快掌握尖端科学。”同时，有个帝国主义摆在那里，有个美帝国主义摆在那里，“就时常会使我们闻鸡起舞，卧薪尝胆，加快我们的建设，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同时毛泽东更加相信，国际紧张局势“可以是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其三，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炮击金门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以及“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和判断的正确性。周恩来指出：“我们炮击金门，帝国主义也可以打，可是它就不敢打。对于帝国主义，我们要认真组织战役，以武松打虎的精神，一个一个地把它打垮。我们炮击金门，就是认真组织战斗，就是打活老虎。我们打，证明它在战略上怕我们，它是防御的。它想从金门撤退，我们现在抓住它，不让它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战略上轻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而还明确指出：“事实证明美国是采取恐吓政策，它所说的实力地位、战争边缘政策是虚张声势的、吓人的，中国人民不怕吓。但我们也要做好打的准备。我们要更快地建设国家，增强国防力量。如果再有五年、十年，国防力量加强，那时情况就要变化。国际上一系列斗争的结果都证明，帝国主义表面是强大的，有现代化武器，有原子弹、氢弹，有很大兵力，但真正到了要摊牌时，又缩了回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政策，不主动向帝国主义进攻。但如果打起来，我们敢于抵抗，能把帝国主义打垮。” 毛泽东甚至说：“我看，还是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这种“准备打仗”的方针政策长期影响和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
两次炮击金门最为重要的后果就是中共中央对台湾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主要依据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判断和结论。从1949年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以来，先行占领沿海岛屿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因此第一次炮击金门和随之展开的占领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则是为顺利占领福建沿海岛屿和最终攻占台湾创造条件。第二次台海危机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出美国的政策实质和目的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重要结论，并由此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方向，防止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军，强调“一揽子”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金门打炮，把美国调动起来，扩大美蒋矛盾。美如果迫使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走，我就再打炮，也许单双日的规定要改变，如发现蒋从金门撤兵，我就打，不让他撤。美国这个办法不会成功。蒋帮对撤退金门、马祖不愿意。停火问题，我们根本不谈，美国无办法。”中共中央通过第二次台海危机还明确意识到，美国是脱身政策，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撤走，“拿台湾海峡把我们隔开，隔海而治。蒋介石第一步想把美国脱下水，要美国出兵帮助防卫金门，或参加金门战斗来进攻大陆。第二步是赖着不走。美国怕接触、怕引起战争。我们不让它脱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沿海岛屿的紧张不一定引起战争。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不会为此和美国开战。我们在金门的策略是防止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很主动，我们不急于解放台湾，甚至金门都不急于解放。要解放的话，就一下子都解放。” 这个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视为炮击金门的“第二个成功”，就是用金门把台湾拴住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因为如果不打金门，杜勒斯就会压蒋介石把金门送还给中国，然后再把台湾、澎湖夺走。“我们这样一炮击金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连在一起了。蒋介石也就好说话了。”因此，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共对“两个中国”的强烈反对，无疑在其停火决定中起到了作用；因为中共认识到自己的“侵略行为”而产生的紧张局势损害了中共的国际声望，并将导致国际上的调停，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调停。同时，任何国际调停机构都可能建议“中华民国”保有台湾，或举行可能导致台湾脱离北平控制的公民投票，而这些都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通过两次炮击金门，中共中央领导人无疑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的途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也是两次台海危机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之一。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可以考虑借鉴苏联的经验；苏联在22年中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军事行动，但它们最后还是回到了苏联的版图之内。 中共中央领导人显然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 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强调，“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
在这种变化了的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台湾问题不可能孤立地解决，肯定是要跟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国际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美的问题是国际问题，中美要和平谈判，不要武装斗争。“但是美军就在台湾海峡，你要武装解放台湾，当然要碰到他。如果他的军队不退，那我们就没有法子用武装去解放。美国是要拿金门、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是要台、澎、金、马合在一起，要解决都解决，要不解决都不解决。我们在军事上不能孤独地去设想台湾，应该整个地作一个战略的布置，设想如果战争起来，我们怎么办？如果不起来搁在那个地方，放它十年二十年，有什么关系呀？所以军事上要想更大的问题，想远一点，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因此，“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我们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争端。我们在国际活动中，一切都是为的争取能够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有利于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因此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政策变化的信息。1960年5月25日和26日，周恩来同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强调：“我们一向主张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不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有了这两个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蒋介石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军的问题。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就没有理由使用武力。我们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台湾不干，并且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就只好用武力解决。”同年8月和10月周恩来同斯诺的几次会谈中除重申上述原则外，他甚至还表示，至于美国武装力量什么时候撤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只要美国政府不采取侵略中国的政策和不以武力相威胁，就必然会得出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美国如不放弃侵略政策， 不放弃战争威胁，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两次炮击金门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更加相信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相信国家的实力地位对推行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炮击金门时承认：“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的方针是小心谨慎。美国军舰护航，我们不打美国军舰，专打蒋介石的军舰。我们是打我们自己国内的人。美国人也很小心谨慎，也是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触犯我们。” 因此，对于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战争的意图，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明确地认识。他们认为，“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叫嚣要向中国仍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我们想也可能以牺牲自己一部分人口的办法换得持久的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而且局部战争将把美国拖住，长期不能脱身。实际上美国政府不敢接受这些战争狂人的计划，因为任何局部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致处于完全无准备的状态。” 不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中国当时还没有制定好一个应付原子战争的作战计划。 由于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对中国所发出的核威慑的影响，发展和拥有核武器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也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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