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面对中国在危机后期开始实施的“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局面，美国决策者决定继续推行强硬路线，反对放弃沿海岛屿。此时决定美国继续采取强硬政策是基于两个基本的判断：护航的成功和盟国的立场的变化。美澳新理事会10月1日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使用武力以及以武力相威胁是对这个地区和平的严重威胁。同时，法国也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上述情况有助于美国在危机后期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同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关系。
因此，在危机后期处理同盟国的关系上，美国表现出既灵活又强硬的立场。杜勒斯在10月16日同英国大使卡西亚会谈时强调，“在台湾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华民国，对我们在远东力量的整个地位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且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这是防止联合国可能为共产党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卡西亚在会谈中表示，不论是从法律上的理由还是从地理位置看，沿海岛屿都是大陆的一部分，这就使英国在这一问题上难以保持同美国一致的立场。因此，英国特别希望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对此建议，杜勒斯根本不予考虑。他坚持，他并不希望同蒋介石的会谈可以达成任何决定或解决方法。任何有关沿海岛屿的决定都不能在压力下获得，必须在国民党的主动行动下取得。 虽然杜勒斯在10月9日同卡西亚会谈时提出，一旦中共重开炮击且华沙会谈没有进展，就可能要考虑发挥调停人的作用；不过杜勒斯承认，让国共双方都接受调停是极其困难的。
在此期间，蒙巴顿元帅(Louis Mountbatten)访问美国。在10月17日同杜勒斯会谈时，他也试图说服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对于蒙巴顿的建议，杜勒斯未置可否，他只是说自己去台湾不过是感受一下局势，让蒋更好地理解美国所面临的难题。杜勒斯强调，他打算看看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局势，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不准备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路线。 10月19日，杜勒斯和劳埃德在英国的布雷兹•诺顿机场会谈时，劳埃德希望美国方面能将台湾和沿海岛屿区别开来。杜勒斯再次拒绝了这个的建议，他强调说，他到台湾的目的不是去发表一个最后通牒，或是迫使发表这样的东西。杜勒斯强调，美国的政策更多的是依据中共以及目前敌对事态的情形来决定的。
因此在危机后期，英国开始明确对危机的政策立场，倾向于同美国保持一致。10月28日，麦克米伦发表讲话，他虽然表示英国“对待福摩萨海峡的局势的态度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十分清楚的。无论对福摩萨或对沿海岛屿，我们都没有任何军事义务。”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们对于使用武力来改变那个地区目前局势的做法感到遗憾。如何解决必须是政治解决。我们一直同美国政府不断磋商。”劳埃德的态度更为明确，他完全赞同美国对危机的政策。10月30日，劳埃德在下院发表关于台湾局势的发言中指出：内战的一方同苏联有密切的同盟关系，而另一方同美国缔结有防御条约，这些事实使得主张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变得极端危险。劳埃德声称：“如果美国对于在福摩萨和沿海岛屿问题上使用武力屈服，在东南亚和远东的小国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一个最终的后果可能是美国退出它已在远东承担的巨大责任。而我认为，只有一小撮人真正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到现在为止，北京政府的态度是完全不灵活的，他们继续使用武力。而美国政府希望和平地处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甚至再次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11月19日，劳埃德在下院公开表示：关于现在谁代表中国政府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福摩萨问题现在已经成为牵涉到一些国家的一个国际问题，光是提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英国在危机中的政策，《世界知识》杂志在危机的一开始就抨击道：“当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加剧紧张局势并对中国进行挑衅活动的时候，英国充当了不光彩的配角。为了配合美国和它的走狗蒋介石集团的行动，英国不仅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新加坡登陆，而且把香港变成美国军队的集散地，甚至派遣自己驻扎在香港的军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 因此，中国对英国在危机中的作用的判断同第一次危机时有着根本的差别。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体现了冷战时期联盟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和影响是巨大的。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在危机中的反应，一方面不仅充分说明了盟国在制约危机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更为突出地反映出联盟作用的有限性和潜在的危险性。英国在危机中一直反对美国协防沿海岛屿的政策，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政策将可能导致英国全面调整和修改其对亚洲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英国所主张的政治解决方案屡次遭到美国的反对，这同美英在欧洲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协调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要求美国改变政策，要求美国说服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美国则将英国的这一政策视为“绥靖”。杜勒斯在危机高潮时曾强硬地对英国人说：如果不考虑美国的立场，英国要担负“极大的责任”。虽然英国在影响美国危机决策中作用甚微，但由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是英国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上看，英国同美国在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而且在美国强硬立场面前，考虑到英美的“特殊关系”，英国最终亦屈从于美国的政策，从而使得英美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更趋一致，这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有关危机在英美对华政策协调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英国驻美使馆参赞德尔梅尔(de la Mare)对美国官员公开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英国和美国之间目前已没有重大的差别了”。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专员罗伯特•斯科特爵士甚至坚决英国反对承认中国，并公开声称当中共坐在联合国里的时候，“那一天对世界和联合国来说都是悲惨的一天。” 不难看出，美英在危机过程中的矛盾和分歧仅仅在于如何判断和处理沿海岛屿的地位，并不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认识的根本分歧。
原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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