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的政策与中苏在核武器领域的合作
现有的文献表明，中国第一次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赫鲁晓夫1954年10月访华期间。彭德怀在会谈前对李富春说，要把建造试验性原子堆的问题，提请苏联帮助；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 因此，在10月3日的会谈中，当赫鲁晓夫询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要求时，毛泽东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保卫自己。如果你们不愿把这种武器分给我们，那么给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也行”。赫鲁晓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劝告毛泽东放弃这个打算，因为中国没有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工业基础和经济能力，暂时依靠苏联的核保护就行了。
但苏联并没有拒绝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而中国则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以及发展导弹技术为突破口，争取苏联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全面支持。苏联在1955年1月17日致电中国政府，建议在促进利用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苏联这一建议时指出：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赶上去”。“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最初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构想。
中国首先请求苏联帮助规划发展原子能的总体计划。1956年1月3日，周恩来致函李富春：关于请苏联帮助我国规划原子能工业远景计划以及建立原子能工业的两个方案，只能作为草稿向苏方试行提出，不能作为正式方案。“因为（一）我们对此既无知识，（二）中央又没有正式决定，故你可先提出第一方案。看他们如何反应。如果他们进一步问我们对建造原子堆和筹建各种原料工业如何打算，你再将第二方案提出。总之，你要从如何进行规划上谈出一个眉目”。 随后，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刘晓，根据苏联的通知，中国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讨论建设东方核子研究院问题的会议。会后，苏联同中国举行了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会谈，地质部副部长刘杰、钱三强等人参加了商谈。 7月，中苏两国共同起草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草案）》。
在研制和发展导弹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在1956年8月17日致电苏共中央，请求苏联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苏联则考虑首先为中国培养相关的技术人员。9月13日，苏共中央就中国的要求复电中共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导弹事业，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在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进行组织导弹人才的培养工作，将派专家去中国学校工作，并进行授课。同时已指示有关机关把导弹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和技术说明送给中国。苏联还设想，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专门小组，可以接受50名中国学生，以便为中国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
10月12日，聂荣臻会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苏共中央9月13日的复电作进一步研究。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苏联帮助也搞，不帮助也要搞。因此不要等谈判，一方面准备谈判，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我们自己的筹建工作。”在15日给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报告中，他强调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指导方针。报告指出：“按照苏共中央的复电的精神，对我们的援助目前仅仅是为我培养干部。这当然也需要，但较我们原提要求相距甚远。按照这个步骤，估计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在我国进行导弹的研究、试制和生产，这就大大地推迟了我们掌握导弹的时间，对巩固国防和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都不利。”为此报告建议，一，中国对导弹的研制应该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二，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的支持，因为“苏联已答应为我培养技术人员，我若再向其说明情况努力争取，援助可能会大些。其它兄弟国家也可能向我提供一些援助”。三，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设法搜集科学技术资料、购买导弹样品和仪器等。报告建议，“为力争苏联政府的援助，仍需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拟定了给苏共中央的复电，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准。 报告中的这些建议成为中国在处理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寻求外援，特别是寻求苏联援助的基本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出于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考虑，中国主动提出考虑终止早前同苏联达成的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关于经济上的考虑，1957年1月9日，聂荣臻就原子能工业投资问题，同宋任穷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电报说：“原子能工业建设投资最大困难是苏联设备供应的出口价格摸不到底，因此整个投资我们就无法算出来。如果我们缩小建设规模，要苏联另外制造一套较小设备供应我国，据苏联专家谈，生产量虽能缩小，但钱减少并不多。因此，从经济观点上看也不合算。如果从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紧缩投资考虑，只有从减少建设项目来考虑比较妥当。我们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设一个20万千瓦的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整个投资满打满算约28亿，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考虑。” 而1957年年中，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所长布罗钦采夫要求将中国每年承担该所得的经费中的50%，改用贸易卢布支付。这就更增加中国方面的负担。对此，聂荣臻向周恩来、陈云等写的报告中称：经研究，觉得我国已经承担该所经费的20%，比例已经不小，如再以一半折成贸易卢布，则国家每年要多支付1.247亿非贸易卢布。鉴于国家外汇很困难和来函中所说提出的材料、电能、设备等项，在苏联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都高出许多，如再加价不合理，似应维持原每年的2900万非贸易卢布不变。 更为重要的是，从战略层面的考虑看，中国此时主要力图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为此，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写报告给周恩来，就暂缓执行《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一事提出建议。聂荣臻认为：“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现在尚未定案，特别是对于制造浓缩铀后，下一步安排问题很不明确。因此，对于去年8月17日，富春同志在莫斯科签订的原子能协议必将做很多的修改。但苏方仍按照协议执行。经与阿尔希波夫同志谈过，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须有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暂缓执行的意见，苏方才能考虑。” 此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
此时，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争取苏联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1957年6月18日，聂荣臻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前往东交民巷，拜会阿尔希波夫。聂荣臻对阿尔希波夫说：“为了更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并考虑到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联政府必需的援助，我国政府想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此事，以前我已多次向您口头表示过我们的愿望。今天，我正式提出我国对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的生产以及原子工业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如何安排请苏联政府协助提出方案的请求，请您向贵国政府反映。”阿尔希波夫热心地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7月17日，布尔加宁致函周恩来，信中说，已经委托苏联有关部门和科学家对《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意见。7月22日，阿尔希波夫在同聂荣臻会谈时通知中方，他受莫斯科委托，转达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中国政府派全权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有关在原子能工业等方面的援助问题，并圆满答复了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会见后，聂荣臻立即就此事向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呈送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委托聂荣臻负责筹组代表团。
8月6日，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主要有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的规模和原子武器的生产、导弹的生产、航空工业的发展、原子炮的生产等问题”。电文进一步请求：“如苏联政府在考虑后认为可以商谈，我们政府代表团拟于8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在双方进行商谈并且有结果后，再行商定双方是否需要签订新的协议。”同日晚上，周恩来签发了经由毛泽东审阅过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电报，电报内容同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的电报内容大致相同。上述两份电报由刘晓分别送交布尔加宁和苏共中央。 8月13日，李强把《中国政府关于发展原子能工业并用于国防目的及其投掷工具等方面，准备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谈判要目》中俄文各一份，提交给阿尔希波夫。8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西莫夫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苏联政府同意接待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的照会。
此时苏联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政策，同1954年赫鲁晓夫的态度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变化的动因是同以下重要因素分不开的。首先，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苏联领导层面临的事实是，不论有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都将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此赫鲁晓夫并不能在中国自己拥有核武器，或者中国依靠苏联的核威慑之间做出选择，而只能在中国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或者在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核武器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后一种选择，苏联通过对中国的援助，可以随时了解和掌握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进程，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这一进程。
其次，苏联政策的变化，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在苏联党内斗争中对其大力支持，以及对中国在加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方面所作努力的一个回报。按照中方的有关资料，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事，是1957年夏天苏联“主动”提出的。1957年6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告知周恩来说，他同阿尔希波夫和苏联在华原子能专家等人，曾谈到过中国原子能工业建设的问题，设想由苏联援助在北京建立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苏联驻华使馆希望同中国负责同志谈谈，以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远景规划。 当时，苏共领导层正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在处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军队的权力太大，将军们的作用太重要，因此促使他下决心扳倒朱可夫元帅。与此同时已经临近苏联四十周年国庆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夕，鉴于中国前一时期在国际问题特别是苏东关系上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对苏联的支持，赫鲁晓夫自然要考虑中共的态度和反应。因此，在1957年10月中苏就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谈判期间，赫鲁晓夫向聂荣臻提出，中国如果需要发展原子武器，苏联可以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而且还愿意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让中国利用苏联的技术自己制造。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但直到10月15日中苏协定签订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 同时，苏联同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前签订的，苏联希望会议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巩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但当时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同苏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中国已经表明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赫鲁晓夫显然希望通过此举来获取中国对苏联的支持。
第三，从1957年开始，为了同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相适应，苏联希望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寻求缓和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紧张关系，而苏联的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得到中国公开的积极支持。但在中国看来，如果苏联拒绝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提供援助，那么苏联同西方进行核禁试条约谈判的动机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认为，获得中国支持苏联这一努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保证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援助。 现有的史料已经证明，当1959年苏联以同西方国家进行核禁试谈判为由停止向中国提供援助时，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强烈的，因为起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最后，从军事上看，赫鲁晓夫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建议，在苏共中央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军方内部，始终是一个引起重大争议的话题，反对的阻力很大。 为了减轻苏联军方在这个问题上的阻力，赫鲁晓夫可能希望通过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换取中国同意在军事领域与苏联进行苏联军方当时所需要的密切合作。后来苏联向中国所提议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则可能是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军方这一意图的具体表现。
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相关技术，而中共中央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原子弹不可以没有，也不可以多搞，因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大国。既然苏联愿意提供帮助，中国就接受他们的帮助，制造少量的原子弹。 1957年9月7日，聂荣臻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在机场上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及科涅夫元帅、安东诺夫大将、费德林等人的热烈欢迎。次日上午，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拜会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别尔乌辛，并商谈谈判的准备事宜。别尔乌辛说，苏方代表团接受苏共中央交付的任务，任务很重要并且艰巨，但苏方将尽量对中国给予帮助。下午，苏共中央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同聂荣臻会谈时说，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和导弹武器，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苏联将尽量给予中国帮助。
从9月10日开始，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正式开始谈判。为了便于谈判，双方各组成了军事、原子、导弹、飞机和无线电等5个小组。中方分别以陈赓、宋任穷、钱学森、张连奎、王诤为组长，苏方分别以科涅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斯拉夫斯基（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道玛尔切夫（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别良斯基（航空工业部副部长）、晓金（无线电工业部副部长）为组长。根据当时中方发回国内的电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苏联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的要求。
9月15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别尔乌辛交来的苏方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议（草案）》（以下简称协议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说，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最大信赖以及准备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慷慨援助，中国将对协议草案内容认真研究并向国内汇报请示。在随后召开的讨论协议草案的会议上，聂荣臻说：“苏联政府这次确很热情、诚恳、极慷慨。我们得到这些援助后，在经过我们自己的建设和研究上的努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我国国防的物质基础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对我国在国防上、工业上均是很大提高。” 代表团决定派雷英夫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此次谈判。在研究雷英夫的汇报后，9月20日，周恩来就谈判问题致电聂荣臻，电报称，此次苏联同意提供的援助，对中国国防的巩固和工业水平的提高都很有好处，但是，“苏方目前提出的还只是些大的项目，究竟需要多少钱，需要哪些原材料，怎样培养干部，怎样建立研究和设计机构，各工业部门如何组织协作等细节问题还没有谈过。所以，目前对苏方的方案提出全面的答复是有困难的”。为此中央建议，可在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商谈，尽可能摸清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我国现有机械、航空、无线电、火药等企业的技术水平能否逐步生产苏联方案中所说的那些产品，如果不能，还需要相应地增加哪些企业车间和靶场；二，同培养干部、建立研究机构和设计机构苏联援助等有关的各项细节；三，需要原料的品种和数量，哪些国内可以解决，哪些要进口；四，全部投资和外汇约需多少，新产品的试制制造过程和相应企业建设的规模和进度大致怎样等。”因此，在大致解决上述问题后，“才能提请中央对你们即将送回的苏方草案做出最后决定”，请聂荣臻在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商谈。
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受周恩来委托，也对协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等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需要的，同意搞，并按照苏联提出的协议签字。与会者主要考虑的是投资问题，建议可以把完成的期限拖长一些，从而有经济力量建成这些项目。 10月5日，周恩来致函刘晓并告聂荣臻，中央同意由聂荣臻代表政府同苏联签订苏方建议的协议。
经过中苏双方进一步的谈判，10月15日，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作为中苏两国的全权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或“国防新技术协定”）上签字。协议共5章22条，在协定中，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中国还利用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进一步与苏方商谈把中苏军事合作的某些主要问题落实下来，特别是关于加强中国海、空军建设，以便加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这其中特别包括建立中国的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建立军事航空工业以及潜艇建造等。为此，中国除派出由毛泽东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外，还有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赫鲁晓夫在同彭德怀的谈话中基本上同意中方的上述要求。关于确保中国军事安全的具体问题，赫鲁晓夫与彭德怀商定，由双方有关军事部门协商解决，原则上决定苏联在远东的海军、空军将同中方进行合作。
同年12月11日，中苏两国科学院院长在莫斯科签署了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另外，为了有利于中国实现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8年1月18日中苏两国政府又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协议》。协议规定：在中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中苏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包括一些高、新技术的研究。中国方面对这一协议期望很高。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不久，苏联即开始履行协定，向中国提供导弹设备和派遣专家。装有р-2型导弹器材的第23770次列车60个车皮载运р-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在1957年12月18日至19日期间到达满洲里车站。同时为教会中方对这些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苏联还派103名专家随同前来，教学期为3个月。 中国极为重视苏联的这次援助，聂荣臻召集陈赓、钱三强等人开会时强调说，首先要集中力量研究、消化р-2地对地导弹的资料和样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仿制。只有对р-2导弹研究、仿制获得一定成就，苏联才能供应中程导弹，我们才能掌握更高级的。 12月30日，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 在仿制和生产这一型号的导弹过程中，中国还请求苏联援助有关的原料和组件。1958年11月19日，聂荣臻在写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为了仿制与小批量生产苏联提供的р-2型地对地导弹和地面设备，“所需原材料和组件，除国内尽量安排生产外，还有大约30%的原材料和组件需向苏联订购”，经过向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询问，“需要以我国总理的名义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 22日，周恩来签发了电报。
苏联还援建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关键设施----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它们当时都建在北京市房山县坨里。1958年9月27日，陈毅、聂荣臻等出席了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移交生产的典礼，聂荣臻代表中方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并发表讲话指出，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和移交生产，将使中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获得迅速发展。
火箭的研制与核武器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作用是保证向目标发射核弹头。钱学森当时认为，射程300至500公里的火箭，弹体及燃料有两年可解决，但这仅是20%，还有80%的自动控制问题，如果没有苏联或其它国家的资料，靠中国现有的条件从头研究，可能要将近10年的时间。为此，中国大力寻求苏联在火箭研制领域对中国进行援助。1957年5月11日，聂荣臻就此问题会见苏联经济联络总局驻北京副代表（专管军事）加里宁少将。加里宁传达了苏联方面为了在喷气（火箭）技术方面帮助中国，希望在最近能对以下五个问题得到了解：一，中国在喷气（火箭）技术方面的具体方针；二，中国有多少训练出来的干部和以后训练干部的可能性；三，建立新研究所的大致规模、期限和设备，要求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范围；四，中国可用来生产火箭技术的工业潜力，以及生产火箭武器所必需的原料、零件、半成品等工业保证来源；五，在设计、生产和使用火箭时的保密条件和应用的制度。同时也希望知道中方授权何人在莫斯科就火箭技术问题进行商谈。当晚，聂荣臻就此事向周恩来、彭德怀并中共中央汇报，并拟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后提出答复意见。7月18日，李强向加里宁少将提交了中国的书面答复。 因此，在当时中苏协定的框架下，赫鲁晓夫答应向中国提供р-12型火箭的技术资料，到试验一结束就提供。当时预计火箭的生产实际上可以在两国同时进行。苏联不仅提供了р-12型火箭，而且п-15型以及防空火箭“泥火山”这两种自导引有翼火箭的样品也已经运往中国，打算在苏联新援建的工厂中生产。
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苏联首先大力援建中国海军的常规舰队。1959年2月，中国海军政委苏振华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海军装备的技术协议，该协议规定，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海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艇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技术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装备器材，并将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海军。
从现有的史料看，苏联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援助包括：有关原子能工业发展的绝密技术（包括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可以发射核弹头的SS-1（8A11）和SS-2(8ZH38)型号的战术导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s）以及液态燃料的火箭R-11FM，提供了这些导弹和火箭的技术资料、设计、组装和生产。这些都是苏联当时最新或较为先进的装备。 同时，苏联还在核技术的人才培养、原子弹和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核技术的保密问题等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援助，对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问题。1958年6月，中国专家对甘肃敦煌以西地区进行了详细勘察，认为敦煌以西160公里的地区可建原子武器试验靶场。苏联专家也建议在此建址。但到11月21日，苏联方面又函告中国：经研究分析了所掌握的与中国毗邻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并推断已选定的靶场的高空风向是自西北吹向西南，敦煌地区正处于其下风方向。因此，苏联建议中国考虑把该实验靶场转移到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可能性。 这一选址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靶场。同时，中国还请求苏联在核武器试验和生产过程中的保密工作提供援助。1958年5月27日，周恩来致电赫鲁晓夫说：“鉴于在研究试制和生产火箭武器过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决定请求苏联政府派一个保密专家组来华，协助我们进行工作。专家组来华工作期限，我们建议定为两年。”
当时中国国内对苏联援助发展核武器寄予非常高的希望。 对于苏联的这些援助，中国领导人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原子能工业搞到现在的规模，还是很快的。这不是件小事情。 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根据中苏1957年10月15日协定，苏联供应我国的火箭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和样品陆续到达，现在展开消化资料、研究设计和试制工作。” 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也强调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责任编辑：huan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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